同性恋导演崔子恩：在中国 人人都是边缘人

2012年01月21日 15:57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吕美静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中国人把电影节看得虚荣 商业片的制作方式是垃圾

凤凰网文化：介绍一些你参加过的有意思的电影节好吗？

崔子恩：因为用好和坏来评价电影是不对的，选片其实就是趣味，你是不是跟她趣味相投，没有好与坏。电影节就是一个活动，但是中国人把电影节看虚荣了，电影节本身的内容很丰富，没有那么虚荣。在电影节可以看到全世界新的作品、老的作品还有在商业影院里看不到的作品，西方的观众很珍惜影展是因为能看到那些不是好莱坞式发行的影片。

比如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是重头戏，红地毯、要宫廷盛宴式的奢靡排场，我觉得这是欧洲陋习带来的结果，但是全世界的人都还觉得这是权威；Panorama（“全景单元”）是次宫廷、郡主的那种，也是开闭幕式在宫廷举行，超级豪华超级费钱；但是The Generation（“新世代单元”）就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感觉，只有一个咸面包圈挂在那儿，你去拿一个吃，素朴无华。她其实有一整套搭配，但是因为中国人太不了解电影节了，有很多说中国没有真正的电影节嘛。

再比如洛迦诺影展，今年朱日坤有去做评委，这个电影节是世界上所谓最古老的电影节，她的单元会分很多，光纪录片就分两个单元，每一年还会增加新的单元，不会像所谓三大电影节（戛纳影展、柏林影展、威尼斯影展）就固定在几个权威性单元里。洛迦诺影展没有最重要的展厅，还有一个大的广场做露天放映，住在旁边的居民可以在自己家里看电影；颁奖也是不同场所地颁；她也不太跟亚洲玩“东西方游戏”，出东方牌或以拒绝东方作为姿态，洛迦诺比较随性，无论东西方电影，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我觉得西方观众去的最多的影展是鹿特丹影展，因为欧洲的观众觉得就在那里可以看到好的电影，他们预期的电影。鹿特丹影展和柏林影展在一月二月，他们之间会有竞争，大家都说现在的柏林影展已经被冲垮了。

凤凰网文化：你为什么不拍商业片？

崔子恩：我从《英雄》开始不看商业片，就是源于商业片的制作。商业片就是拿出一笔钱，把一群人混乱组织起来，虐待那些底层：所有大场面里面吃不饱的，拿钱最少的，就是那些大场面里面的群众，最后只成就了几个所谓的明星，成就了票房。那种制作电影的方式是垃圾。

所以我的影像制作一定是跟自己的邻人有关，我自己的邻人里男性多，男性在我的影像里被看，用男性作为呈现体。其实独立影像最好的部分，最珍贵的解读就在这儿：你的邻人什么样，你的影像也就什么样。很多做独立影像的人常常做得特拧巴，倾家荡产地去拍一个片子，拍的东西、用的材料都特别遥远、特体制化：一个摄制组成立了，我导演你演员，攒一笔钱，全世界乱找人，找来一千个群众演员，一万匹马，盒饭不能太贵，5块钱控制住，30天拍完。那样的电影没有养份，但是独立电影人自己不满足于目前的现状，纷纷要成为主流，就是因为中国电影所谓的体制是审查制，一旦分级制出现以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美国的独立电影、地下电影就是另一个概念，她是拒绝进入资本主义体系，拒绝商业化，拒绝放映，拒绝收入……

认同“打工子弟”如同认同“官员群体” 耶稣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凤凰网文化：怎么想拍《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这种反应底层现状的纪录片呢？

崔子恩：我以前也做过一些社会最底层的影片，比如《夜景》是讲男妓的。我拍《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打工子弟是因为我认同他们。其实在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也认同中国的官员群体，中国的官员群体也同样的软弱无力。我以前做过一个演讲，说“在中国，人人都是边缘人”。大家都担心被主流抛弃，包括官员，所以有些人就趁官位在的时候马上巧取豪夺。因为这个社会十分十分残酷，不管你是谁，没用了，就滚吧。所以你就发现在这个社会没有人不在边缘，核心就是被虚构出来的那么一个权力中心，谁也抓不到它，每个人都接近那个核，但那个核是虚构的。

凤凰网文化：“认同所有人”是受你的宗教信仰影响吗？“信”是怎么一回事？

崔子恩：卡扎赞斯基小说《基督的最后诱惑》里边有一个段落，讲耶稣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之前碰到了他的门徒多莫，他问耶稣，“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认识一个字，我也没有思想，没有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你是上帝，我怎么走进你？”耶稣说“走进我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信’，另外一条道路是‘思想’”。多莫马上欢欣鼓舞，他说“我知道了，我是通过信来达到你的”，就是很简单的“信”，没有什么。

我自己是通过思想来建立的信，更彻底的讲“信”是后现代的，尽管在文本的意义上她发生在古典时代，我也认为耶稣是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是“反本质主义者”，什么叫反本质主义？它不是通过一个真理性探究来判断的，而就是很简单的，耶稣自己意识到自己上帝的身份时就信了。或者说我觉得他不是某些人认为的是一个审判者、救世者，他可以在现代主义时代复活为现代主义者，又可以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复活成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华人世界一直有家长式的忧患意识包袱 共产主义是人类追求理想国的勇气

凤凰网文化：你的电影《旧约》里兄嫂怕弟弟是同性恋就以死相逼，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这种情况，你的亲人或朋友把他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你，怎么平衡责任？

崔子恩：《丑角登场》我拍了个故事，一个男孩儿为了他的男朋友小博去变性，变性手术需要筹款、需要手术、需要康复，几年过去了，等他再出现在小博面前的时候，他是一个女人了。焕然一新的女人特高兴，“我的头发长不长，我的胸罩多少多少厘米，我的腰怎么怎么样……”但是小博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小博看到的是眼前这个人，他没有爱眼前这个人，所以他过去的那些诺言不重要。

我实际生活里面就遇到过这种，他会告诉你，你要有条件，比如说你的身体要符合可以结婚的标准，他才会爱，其实那个“爱”是“结婚跟生孩子”。那样的人和他的故事是感人而悲剧的，我恰好不是一个悲剧人物，我是一个喜剧人物，我学龄前就已经把婚姻体系都看透了。我也希望我最亲近的人像我一样，但是这也是一种强加，所以我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