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思对话凤凰网《年代访》文字实录

蚁族承担了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阵痛

凤凰网文化：其实在您研究出来之后，已经让这部分人受到了很广泛关注，包括像政界委员他们也去到聚居村去看望他们，而且往更早一点的时间去推，您之前就是受北京市委的委托，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其实也引起了政府的一些关注，但是我们这么多年下来的一个观察就是，好像比起关注来讲，我们很少看到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些办法的出台，除了治理肯定会存在困难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关注和行动上的脱节呢？

廉思：我觉得这一方面怎么说呢，一方面当然本身说这个政策的出台要有一个过程，包括立法会有一个滞后，还有一些方面其实是一个我们国家产业转型的一个镇痛，它确实我们也发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比如说蚁族它其实最基本的倒不是说仅仅因为这个扩招，而更重要的是它扩招的专业也就是它扩招时候专业的设置和我们国家整体产业结构之间的失调和不匹配，我们国家大部分的产业结构是劳动力密集型，目前来看还是劳动力密集型，但是我们高等教育快速发展超过了产业结构的发展，使得培养大量的所谓研究型的人才，而我们国家需要去劳动力的这种人才，直接导致他找不着工作，所以导致的是好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好工作，好多企业也找不着好的技术工人，因为职业教育就偏废了，所以呢它这样的状况不是一下就能解决。

现在我们国家也在调整，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现在近几年教育部明确规定要加强专硕，就专业硕士的比例再加强，它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就不是都能学术型硕士，学术型硕士主要是为了考博，就更加深造，你的专硕要占到一半以上，专硕就比如金融专硕，MPACC等等等等这些全都蓬勃发展起来，但是我们目前发现市场就你专业设置了也招了人了，市场的接收度又有问题了，因为很多人又更认学术硕士，认可度又存在问题，好多人他不了解。所以整个这个市场的互动再下来，我觉得是要有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才能让整个的这个问题都解决，包括这也存在我们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国家尽管说实话就是这个教育就跟它的不匹配，为什么我们还要高等教育继续扩招，这个政策继续执行，我觉得我自己揣测国家可能有这么一种思考在什么，如果我们仍然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那我们的产业结构永远升不了级，永远都是说白了做一个苹果手机，我们中国人永远拿30美分，美国那儿到美国卖几百美元，人家贴个签永远是他卖钱，我们永远产业结构上不去，所以我们这个阵痛必须要承担。

那怎么办，我们必须要承担这个，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往东南亚转移，现在更多是把一些低附加值的把这种污染性的企业往东南亚去，那这个阵痛怎么来承担，其实某种程度上说国家承担了，也是我们每一个处在这个大时代中的人承担了，就像当年下岗职工承担了国企改革的阵痛一样，你说这也是国家转型发展升级中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

凤凰网文化：我记得您当年还说过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也是解决方案缓慢的一个原因。

廉思：是这样的，因为更重要的，比如对于社保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对于蚁族来讲，因为他们觉得像蚁族这样的群体他并不算是一个特别高端的人才，不像院士不像教授，他这样的人才来说你把他融入城市需要花很大成本的，确实是，包括廉租房的制度政策建设，他对城市的贡献率，当然原来我们说他贡献率不是很大，但是你其实要认真来看，像新生代农民工、像蚁族，他对城市的贡献你是不容忽视的，为什么，我们原来以为这个城市我们只要有高端产业就可以了，低端产业没必要要，这些人通过产业升级换代把不适合北京的这些人和产业都调整走，但是你发现其实往往不是这样的，比如说你要建一个高端产业，往往配套的好多相对低端的产业，你总得有保安，总得有家政服务，看车的，停车场都会有，所以越高端的越多，低端的不会走，反而有可能越聚集，所以说怎么让他们来融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值得深刻研究的问题，让他们融入有希望，生活有尊严，是不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题目。融入从情理上讲，或者从道德上讲，都应该融入，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从现实情况来讲，一定是分层次分顺序逐步的融入的，一开始不可能所有人都来，所以我们大家能发现户籍在中国很多人现在还在就说还在强化这个东西，包括全国的社保并没有统一起来，现在还是有区别的等等等等，我觉得可能这都是要一步一步来的，并不能一蹴而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