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

2012年06月03日 11:51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梁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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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点，刘心武作为习惯了搜集“素材”为我所用的小说作家，在“揭秘”系列中也把前人和时人的成说直接拿过来，再加以一些改造而整合化用，却很少提到这些成说的来源，就显得对别人的成果不够尊重。尤其是当他的“揭秘”系列大红大紫而大赚了银两，就更容易招来不满和非议了。还有似乎提不到桌面上却十分真切的一种社会副产品，就是刘心武“揭秘”的红火，占据了主流媒体和市场，无形中使原来的“主流红学界”边缘化，影响到学术之外的实际的名和利，当然会引发各种“反应”了。

在所谓主流红学界针对刘心武“揭秘”而大张挞伐之际，我写过一篇《秦学、探佚学的“分”与“合”》，对刘心武的“秦学”和笔者开创的“探佚学”之同异做了客观分析，委婉地指出了刘先生的某些不足，但主要为他做了辩护。我说：“秦学至少引起了社会对《红楼梦》的关注，扩大了《红楼梦》的影响，进而让大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和厚重有所认识，增加民族的自信心。同时也凸显了红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区分原著与续书‘两种《红楼梦》’，使这一‘问题意识’在广阔的社会层面空前明晰起来。”

“问题意识”，这是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关节点，也就是过去常说的要抓住事物当下发展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红学、《红楼梦》研究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两种《红楼梦》”，让它们各自的思想、哲学、文化、艺术、审美、意义都不是混淆而是清晰地彰显出来，在“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的各种层面上都明白清楚敞亮起来，由此而显示曝露出中华文化之深邃复杂的内涵，这种文化所派生出来的文学艺术之无穷魅力。无论索隐派还是考证派或者文学批评派，曹学还是版本学，脂批研究还是名物考辨，理论批评还是艺术鉴赏，离开了“两种《红楼梦》”的分野，必然难达至善之境。

因此，我以为刘心武“揭秘”系列中最精彩之处，是他在“情节揭秘”基础上引申出来的思想和艺术“揭秘”，特别是其第四册中“红楼心语”那一部分。这些思想和艺术“揭秘”（或曰“探佚”），使曹雪芹超前的思想境界和原创的艺术境界有所“敞开”，在一百二十回为“整体”格局解读框架下则难以发现发明。刘再复对曹雪芹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凭其“边缘人”的“悟证”有所阐述，但难以深细化而未臻完善，说到底，正源于对“两种《红楼梦》”的认识尚不够彻底和明晰。笔者在《红楼疑案》中特别引录了“红楼心语”中贾迎春“独在花阴下穿茉莉花”那一节，而刘再复在《红楼三十人解读》中也予以赞扬：“关于迎春，以往的读者和评论者只注意到她被中山狼无情兽作践的悲剧，忘记这个弱者潜生命里也有自己的憧憬，并非真死人。关于这一点，刘心武在《红楼梦揭秘》第二部里有精彩的描述，他充分注意到迎春的一个诗意细节--花针穿茉莉。”迎春这一情节的意义表面上与“探佚”（“揭秘”）关系不很直接，其实正是“两种《红楼梦》”认知立场带来的思想心灵之“敞开”的产物。

如果援刘再复“红楼人”之例，也以“人”给刘心武“命名”的话，或可谓之“秦人”。他“揭秘”的核心是“秦学”，而“秦人”的典故来源，可追溯到躲入陶渊明向往的桃花源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秦人”。桃花源说有就有，说无也无，有缘者入其内而流连忘返，无缘者贬作子虚乌有的荒唐之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但“秦学”为核心的刘心武“揭秘”红楼，不管其具体内容有多少可商榷之处，毕竟把《红楼梦》的意蕴指向提升到了政治、历史、人性等“大问题”的维度，并从社会普及的层面打破了“《红楼梦》就是写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那种解读格局。

四、周汝昌的红学大视野

刘再复是文艺理论家，王蒙和刘心武是作家，其实都是红学“票友”，而非专业的红学学者。故而，在所谓主流红学界眼里，他们的谈红论红只是对《红楼梦》的“文艺评论”，不够严格意义上的“红学”。名头影响再大，也非“学术”之正宗。

那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的“红学”是什么？不成文法是：文献考据加逻辑论证。笔者多次对20世纪一百年来红学先辈们的学术贡献特别是文献考据方面的筚路褴褛表示过敬意，现在则要来一点逆向思维了。回过头来看，一百年的“红学”积累虽然架栋汗牛，却很少有哪一个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有了结论。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辽阳还是铁岭或沈阳？曹家被抄没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曹雪芹是生于雍正二年甲辰还是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卒于1763还是1764？曹雪芹家是旗籍包衣还是汉军旗包衣？所谓曹雪芹的画像、书箱、故居、墓石是真还是伪？脂批本和程高本孰先孰后何真何假？脂砚斋是男性还是女性？是曹雪芹的父亲还是叔叔或者妻子？甚至《红楼梦》的作者究竟是不是曹雪芹？曹雪芹是胖还是瘦？……所有这些问题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彼此的“文献考据”和“逻辑论证”谁也说服不了谁。似乎只有一个周汝昌凭“悟性”考证出来的曹寅兄弟曹宣，后来被冯其庸发现的康熙年间的《曹玺传》所证实，因而停止了争论。

这就引发了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问题：这些“文献考据”和“逻辑论证”凭什么以“正宗红学”自居，而藐视对《红楼梦》文本中的思想、艺术、哲学、审美、文化等“意义”层面领悟理解的那种“红学”呢？

《红楼梦》是一部文艺作品，一部伟大的文学杰作，它的价值主要在其所蕴涵的思想、艺术、哲学、审美、文化等“意义”，而不是“文献考据”和“逻辑论证”。“文献考据”和“逻辑论证”其实只是进入文本的基础和前提，当然是非常必要十分重要的基础和前提。周汝昌说红学的基础四大分支才是真正的红学，也无非是强调没有基础研究进入文本就大打折扣，特别是难以摆脱“两种《红楼梦》”的魔法怪圈，绝对不是要把文本的意义和审美解读排斥在红学的门槛之外。周老先生讲话行文喜欢启发性的意在言外，却引起对他本意的误读误解。毛泽东说过，“对牛弹琴”的人自己也有责任。明知对方是牛，为什么要弹琴，而不拿棍子抽呢？话说回来，如果基础和前提的红学及《红楼梦》研究笨拙支绌，本身就泥水淋漓矛盾纷歧，不能与思想、艺术、哲学、审美、文化等“意义”亲近亲和而是疏远隔膜，与刘再复那种“生活下去、燃烧下去、思索下去的渴求”隔山隔海，与“确认自己、救援自己”的精神资源九曲十八弯，这样的“学术”难道不也应该放下身段自我反省一下吗？

这是“红学”和《红楼梦》研究的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