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

2012年06月03日 11:51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梁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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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到这里，可以衔接上周汝昌红学研究的文化大视野。

周汝昌是自有红学以来贡献最大的红学学者，也是备受争议甚至非议和攻击的一位学者。笔者曾多次分析论说过，撇开争名夺利这种众生共有的“劣根性”干扰不论，是周汝昌的思维治学方式迥异于其他红学研究者。

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中，贯穿着一种文化大视野，他从进入红学研究领域的一开始，就把文献考据、义理思辨和艺术感悟三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综互合参”，随着研究的逐步发展深入，更自觉地把红学提升到“中华文化之学”和“新国学”的高度，也就是所谓“中华大文化”的立场和方向。而他所突出的中华文化的本质，是“悟”，是“活”，特别强调禅文化的向度。他说：“中华文化最大最基本的精神是‘活’，禅也是一个‘活’。‘活’就是一下子抓住那精神，‘禅’就是指这个。……《红楼梦》里，什么叫‘通灵’？要是一块山野之石，无知无觉，怎么会有思想感情，即感受能力，中国将感、受、通、悟，融会一个大字‘活’！禅，中华文化正是这样。……禅与文艺的关系，就是一个字--‘活’，是精神境界的交通。……文艺的表现是要让人懂得、领会、接受，佛说法，也是让你接受、领会，共同点在这，这种讲授的方式及我们的接受方式与西方不同。”（2001年11月16日《现代教育报》）

这种对中华文化的觉悟领略，对《红楼梦》的体会研究，和刘再复的“悟证”一脉相通。周汝昌治学，其灵魂也是“悟证”。二人都对禅文化有深度的感知，而这的确切中了《红楼梦》的本质。因此，刘再复的“红学四书”中，其精神命脉，与周汝昌的许多观点、立场都息息相关。刘再复说：“我把《红楼梦》称作‘圣经’，是一种比喻。通过这种比喻强调《红楼梦》不是一般的文学经典，而是经典极品，最高经典。千万不要把它真的当作宗教经书。……但是，《红楼梦》又有浓厚的宗教情怀，特别是它确有佛教思想、佛教哲学的渗透，有大慈悲精神，所以让人觉得可以视为宗教性经典。这变成是一个值得走进去的大问题。周汝昌先生在纪念曹雪芹逝世230周年时，写了一篇论文。这篇文章的第12节题目为《”创教“英雄哲士》，意思是说曹雪芹是一个抵达创立宗教之水平的思想家、哲学家，即相当于释迦牟尼与孔子一级的大哲士。……我相信周汝昌先生所说的创教，不是释迦牟尼这种典型的宗教形态，而是类似莫林与安娜所描述的第三类宗教，即有信仰、有崇拜、有博大情怀与博大境界，但没有神的赐福与许诺的宗教。这种宗教也没有救主与救赎意识，只有个体生命的自明与自救。……我喜欢把曹雪芹比作莎士比亚。英国人把莎士比亚视为深广的精神天空，宁可失去脚下的土地（印度）也不能失去精神的天空。卡莱尔先说了这句话，之后丘吉尔又说了这句话。我们的故国总有一天会意识到《红楼梦》是我们的精神天空，会呼唤生命应当向《红楼梦》靠近。在上述的意义上，也许曹雪芹是位‘创教’英雄和创教哲学家，并非妄言，而是一种极有见解的对《红楼梦》博大内涵的把握。”（《共悟红楼》第145至153页）

对《红楼梦》、曹雪芹以及贾宝玉的推崇评价，大概也只有刘再复达到了与周汝昌同样的定位：绝高最高的世界级文学、哲学、文化经典，不是并肩而是超越托尔斯泰乔伊斯纳博科夫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的最伟大作家，内涵丰富永恒堪与所有世界经典文学人物媲美尚略胜一筹的文学形象。

可惜周汝昌先生已经目盲而不能阅读，看不到刘先生这样的肺腑之言知音之论，否则一定会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撰文吟诗滔滔不绝而夜不能寐了。

不过，刘再复和周汝昌仍然有相当差异。刘再复尽管对他自己选择的中国“六经”日夕讽诵，顶礼有加，但他毕竟是一位深受西方各种文艺和哲学理论思潮影响的现代理论家，而周汝昌则是从童年起就浸淫于诗词书法等原汁原味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诗人，尽管毕业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其实本质上是个“六朝人物”（张中行语），有传统文士的“才子气”、“名士气”。同时，周汝昌是专业红学家，首先从“文献考据”切入《红楼梦》研究，全方位地深入和《红楼梦》有关的一切领域，卷入了数十年红学界的风雨纠缠。这样，刘再复对周汝昌不可能立体地全面地理解，何况刘先生在世界各地漂流游走，对周汝昌的众多著作止于蜻蜓点水。所以，刘再复对周汝昌的红学世界其实所知甚少，没有能更多更深地汲取营养以使自己的“悟证”更上层楼。

撇开这些客观的局限，从本质主义观照比较，刘先生与周先生不同的写作风格即文风文采最能说明问题。刘先生的文体是典型的现代白话文，尽管警语联翩，但言尽而意尽，其实没有脱离学院理性的标准化言说，周先生的笔风却是融化着传统文言文特别是诗词韵味的个性化白话文，张力内敛，富有话语本身的弹性和活力。也就是说，刘先生的文章虽标榜“悟证”，由于西方理论的渗透，其实更像论说分析，周先生的文章则习惯于旁敲侧击，启沃提撕，才是地道的“悟”性思维。显然，周先生比刘先生更能切近曹雪芹的时代和心灵，如果起曹雪芹于地下，或者贾宝玉和林黛玉从小说中走出来，他们对周先生的文章或者还能欣赏解味，对刘先生的文章则大概似懂非懂。“语言是存在之家”，信乎！

刘先生的“悟证”，是突出自己不涉文献考据的“辨”，也和西方习惯之严密逻辑推理的“论证”有所区别，强调自己是发自心灵的感受理解，表达方式的直抒胸臆。所谓“直觉与理析的不同”，“明心见性、直逼要害、道破文眼”，“不是头脑的阅读，而是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但由于刘先生本来就是以研究西方理论为职志的文学批评家，其感受思维模式早已大体定型，其实并不能完全达到“抽离概念、范畴的审美方式”，这样，刘先生的“悟证”和周先生的“悟”性思维自然有所不同。特别是对曹雪芹创作灵感的“追踪蹑迹”，对《红楼梦》文本细致精微艺术方面的领略体味，缺少了某些前提视野，刘先生的“悟证”就无力深入了。

周汝昌的恩师顾随先生曾以《木兰花慢》词题赠周先生的红学处女作《红楼梦新证》，其经典名句是“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以刘勰作《文心雕龙》、司马迁撰《史记》、郑玄笺注儒家经典作譬，赞美周先生研红具有辞章、考据、义理，也就是才、学、识或文、史、哲的“三才”之美。此即章学诚所谓“考订主于学，辞章主于才，义理主于识”（《答沈枫墀论学》）也。对周汝昌的治学特点，这是最精当准确的评价，也是现在应该大力提倡弘扬的红学研究大方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周汝昌的每一个具体观点不可以异议讨论，笔者的著作中就不乏与周先生不同意见的商榷。但有一种“尴尬人”和“嫌隙人”“朝菌不知晦朔”，落入“之二虫又何知”的局限（《庄子·逍遥游》），不知天地之大美，以“莫须有”作操刀手，如《庄子·应帝王》中的倏和忽乱凿浑沌，搅局为乐，只能冠以“可怜”二字了。真可谓：“蛄蟪无春秋噪鸣，二虫岂可语寒冰？可怜浑沌胡凿辈，剔骨劳神搅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