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

2012年06月03日 11:51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梁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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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

——以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周汝昌之“红学”为中心

内容提要：文章将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和周汝昌四人的红学研究个案作比较，进而探讨《红楼梦》和红学研究的“大问题”，呼吁对《红楼梦》“生命的阅读与灵魂的阅读”，提倡红学研究应该将考据、义理、辞章也就是史、哲、文互相结合，是对廿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红学演变一种角度的观照，对未来红学发展方向的企盼。

关键词：红楼梦；红学；大问题；畸人；乖人；秦人；痴人

在红学研究领域中，问题意识的重要性和学术传统的重要性是互相关联倚重而又彼此制约刺激的。

笔者撰于1996年7月之《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中就说过：“不带任何门户之见和意气用事，应该承认，近一个世纪来红学最重要的实绩是在考证方面。……这些考证的成绩为深入《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基础。”“但《红楼梦》文本的意义始终在云笼雾罩之中，从来没有真正地‘敞开’过。”“《红楼梦》的‘意义’、‘义理’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只有具有思想家、艺术家和革命家质素的人才有可能把红学或《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引向真正的学术领域。不一定要是思想家、艺术家或革命家，但一定要具备这种质素。因为《红楼梦》本身是有这些质素的。”

这是红学研究始终存在的一个瓶颈，一个“问题域”，即是说，红学界对《红楼梦》的“大问题”缺少关注、洞鉴和表述的心向与能力，特别是那种能从自己的生存境遇和心灵体验赤裸裸地切入《红楼梦》“大问题”，同时又不脱离“学术”言说的人，简直如凤毛麟角般稀缺。

“大问题”的说法借自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的哲学著作《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这本书由数位“中国著名哲学教授联袂推荐”，其封面上如是标示：“《大问题》是一部不难读又正道的哲学入门书……确实是一本值得对哲学有兴趣的人认真阅读和思考的入门书，它平易近人而不故作艰深，但并不是不需要动脑筋的。”

到了21世纪前十年，《红楼梦》中的“大问题”言说开始聚光，逐渐突显。以笔者的眼光，以为刘再复、王蒙、刘心武和周汝昌的“红学”具有这个维度的讨论意义。下面依次观照。

一、刘再复对《红楼梦》的“悟证”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引领过中国文艺理论界风骚的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再复，于21世纪初推出了“红学四书”，俱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红楼梦悟》（2006年10月）、《共悟红楼》（2009年1月）、《红楼哲学笔记》（2009年7月）、《红楼人三十种解读》（2009年7月）。此“红学四书”涉及的就是“大问题”--立足于儒、道、释等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以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为参照，把对《红楼梦》的阅读导向“世界观”和“人生观”，“人的存在”和“终极价值”等深邃的思想理论视野，颇有规模气象。

“红学四书”通过翔实真切的解说，不仅在文学艺术的层面，而且在思想、哲学和文化的层面十分突出地提高了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地位：“曹（即《红楼梦》）是独立的一大家，是与儒、道、释并列并重的一大家。……《红楼梦》不仅有自己很特别的文学主题，而且有很特别的哲学主题。这种哲学主题已不是主体与客体、存在与意识这些对立关系，也不是性善性恶这些问题。它以情为本体，但又把情宇宙化；它有禅的不二法门，但又把‘不二法门’宇宙化，也许可以称作‘泛不二法门’。特别可贵的是，充斥于《红楼梦》中的是关于故乡与他乡、瞬间与永恒、存在与本真的思索。甚至可以说，《红楼梦》就是故乡与他乡、瞬间与永恒、存在与本真的思索。其哲学境界不是家国境界，不是道德境界，而是打破主客之分的澄明境界。”（《共悟红楼》第195页）

相应地，在刘再复的视域中，贾宝玉、林黛玉等红楼人物具有了远为深刻独特的意义内涵，红楼人物都是“无比精彩的人性的孤本”（《红楼人三十种解读》第6页）：“林黛玉，其心灵可以说是一个深渊，一个神意的深渊。我们的语言文字永远也不能抵达她的最深处。”（《共悟红楼》第17页）“贾宝玉的眼睛是中国文化中对生命之质具有最高敏感的眼睛，它奠定了中华民族未来审美的最好基石。”（《红楼哲学笔记》第56页）“贾宝玉满身佛性，不仅是性情中人，而且是性灵中人。他的性灵，不是小性灵，而是大性灵。性灵小则表现为聪慧灵气，大则表现为与天地相融，与万物同心的浩然之气、齐物之气、大慈悲之气。《红楼梦》的性情、性灵都呈现为一种精神气象，领悟《红楼梦》就要领悟出这种看不见的但可以意会到的大气象。贾宝玉身上就有这种气象，所以我把他视为准释迦、准基督。”（《共悟红楼》第31页）

第三，以广泛的西方前卫文化理论，与《红楼梦》的精神和艺术蕴涵作联系、比较和对照，开启了许多新颖的视角，既有宏观的理论开拓，如“曹雪芹与尼采的贵族主义”、“曹雪芹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红楼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曹雪芹与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红楼梦》与荷尔德林的诗意栖居”，也有相对具体的“对《红楼梦》的女性主义批评”、“父与子的冲突”、“异端与荒诞意识”等。通过这种联系、比较和对照，使曹雪芹和《红楼梦》在世界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中占有了空前崇高的地位：“我们不能用现有的哲学文化概念去规范《红楼梦》，无论什么理念去套都套不住。它是哲学大自在，文化大自在。”（《共悟红楼》第196页）“文学跑不了三大元素：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红楼梦》不仅完整体现这三者，而且三者都丰富到极致。从天上到人间，从青埂峰到大观园，从女娲到林黛玉，其宇宙广度、想象力度有哪部作品可以企及？而《红楼梦》中的心灵系列，从贾宝玉的大爱大慈悲之心到林黛玉等各种至美、至柔、至丰富的心灵，又有谁可以相比？除了想象力、心灵之外，其审美形式又是前无古人，它打破了多少熟套，多少原有的文学格局？……所以我称《红楼梦》为文学圣经，为文学的伟大参照系，也因为进入了《红楼梦》，我就不会盲目崇尚乔伊斯、纳博科夫等，尽管我也觉得他们很不简单，但就其三大元素所构成的文学境界和文学总质量，总觉得《红楼梦》远在他们之上。”（《共悟红楼》第204页）“把《红楼梦》的地位提高了，提高到人类文学世界极品的地位，提高到超小说的哲学与文化集大成者的地位。”（《共悟红楼》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