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域中的《红楼梦》“大问题”

2012年06月03日 11:51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梁归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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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蒙的读红“启示录”

王蒙是当代作家中评红说红成果丰硕影响巨大的一位，如他不无得意地自我调侃：“一颗红学新星正在冉冉升起”（宗璞《〈红楼启示录〉代序》）。他的红学著作，以《红楼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5月出版）、《双飞翼》（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1月出版）和《王蒙评点红楼梦》（漓江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11月增订版）为主要代表。我曾写过两篇评说王蒙谈红的文章，一篇写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红楼梦、高山流水、才学识与精神家园--与王蒙对话》，另一篇写于21世纪初，《赏评王蒙红学》。

我的基本观照是，王蒙是个特别聪明的人，他从阅读《红楼梦》中激发出许多感悟，联系渗透着自己一生的生命激情、生活经验和生存体验。从“少共”到“右派”到“著名作家”到“文化部长”到“精英名流”，从儿子到丈夫到父亲到朋友到同事到下级到领导到社会一份子，从初出茅庐到挫折沉沦到绝地逢生到飞黄腾达到夕阳无限好，生理的心理的生活的政治的社会的人生的文学的艺术的思想的哲学的丰富积淀都通过谈讲读“红”体会而挥洒而喷薄而妙语连珠而“大排比”连篇。“我对王蒙最感‘知音’‘知遇’的是他说‘《红楼梦》好比我们的地球，我们的家乡’。”（《红楼梦、高山流水、才学识与精神家园--与王蒙对话》）“王蒙评赞《红楼梦》的魅力和影响比具体分析《红楼梦》文本更自如也更出彩，也是一种‘红外学’胜过‘红内学’的体现。谈到文本，则王蒙论说《红楼梦》最有滋有味的，是他看出和引申出来的政治和社会的人生经验。”“总的说来，是论‘政’比论‘情’精彩，论和‘现实主义’接近的艺术比论源于传统文化的‘诗’和‘哲’精彩。”（《赏评王蒙红学》）

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中对红楼人物分类“命名”，有可人、冷人、泪人、玻璃人、冷眼人等形形色色。刘再复自己，是“边缘人”，用《红楼梦》里的说法，是“畸人”、“槛外人”，也就是法国作家加缪所谓“局外人”。那么王蒙呢？可以说是“乖人”，也就是“伶俐人”、“聪明人”。“乖人”之称，是《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林黛玉和贾宝玉评论临时管家而推行改革的贾探春的话，黛玉说“你家三丫头倒是个乖人”，而宝玉说：“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刘先生以为宝、黛说探春乖是对探春“有微词”，是一种误读，曹雪芹是通过宝、黛的旁观评价对探春赞美赞叹，也刻画了宝玉和黛玉多层面的立体思想性格。这表现了刘先生对小说文本侧重“大问题”而对小说艺术则领略有所不足的缺憾。）

王蒙的“聪明”、“伶俐”和“乖”早已是学界共评，王先生曾有点愤愤不平地反驳说，说我聪明，那你们为什么那么笨呢？聪明、伶俐和乖基本上是褒义词，只是涉及了价值取向。如果说刘再复作为“畸人”、“槛外人”、“边缘人”、“局外人”因而特别亲和了《红楼梦》的“形而上”“大问题”，那么王蒙作为“乖人”、“伶俐人”、“聪明人”，则对《红楼梦》中“形而中”、“形而下”的“中问题”、“小问题”特别有感觉，特别能予以抉微阐扬。这在他最新的一本红学著作《不奴隶，毋宁死？--王蒙谈红说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中有更为突出的表现。

王蒙对人情和世故，对人性和关系，对社会、历史和政治（特别是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政治），都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体验，这些观察和体验与《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不断擦出火星火花。“如果你的老板是宝二爷”、“璜大奶奶与鲁迅的爱姑”、“管理的潜暴力实质”、“林黛玉的应景文学”、“袭人算不算特务或变节分子”、“薛蟠的下半身写作”、“谁是挨打事件的最大赢家”、“刘姥姥怎么这样幸运”、“李纨的牙口与贾府的激励机制”、“袭人是一个压制因素吗”、“贾府到底有几个世界”、“贾宝玉撒尿”、“探春搞包产到户”、“少女与婆子们的矛盾在发酵”、“再谈‘不奴隶，毋宁死’”……王蒙对这些真有敏感和灵感，一看一个准，越说越津津有味。

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确了不起，让刘再复的“形而上”冲动和王蒙的“形而中”、“形而下”嗜好都得到了充分的而且是艺术的满足。

王蒙对后四十回的态度显得公允客观，一方面说后四十回缺少艺术灵气，表明自己并非没有艺术品位，另一方面又对后四十回赞誉有加，在《不奴隶，毋宁死？》中更有好几篇对后四十回顶礼致敬的文字。“虽写没落，仍然气势宏大，四面八方，缓急轻重，大体属有条不紊，合乎人情世故，也符合总体布局。如真是高氏续作，好生了得！”（302页）“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小说之道亦当如是。高鹗此处能将浓郁处化一处，紧张处松一松，重压处放一放，其小说技巧亦非一般。”（309页）“还有‘焚稿断痴情’，还有‘出闺成大礼’，都是有血有泪，都是用生命和血泪方能写得出的。”（309页）

我在《赏评王蒙红学》中曾指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对续书之功过的不同看法问题，而是一种文化背景和因此而来的艺术趣味和水平问题”，前八十回是“奇人之书”，后四十回是“俗人之书”，王蒙似乎既能欣赏奇人之书也能欣赏俗人之书，但其实熊掌和鱼并不能兼得。从本质主义的角度看，王蒙的“聪明”、“伶俐”和“乖”使他“懂哲学而不沉迷哲学，不会堕入哲学（禅学）的深渊”（王蒙评点《红楼梦》第二十二回），因此他不能像刘再复那样对《红楼梦》的“形而上”层面“怦然心动”，而对其“形而中”、“形而下”的描写则格外“心有戚戚焉”，这样自然也就避免了“过洁世同嫌”，认同后四十回通俗文学套路的艺术成就也顺理成章了。虽然刘再复也不能完全摆脱原著与续书的“真假”怪圈，其原因则和王蒙不尽相同，主要是他偏于“哲思”，对“诗思”和“艺思”则虽升堂而未入室。

王蒙又对探佚表示异议：“依据这种推论与考证而抛开高续另写小说或新编电视连续剧则太可怕了。就算您的推断百分之百正确，没有细节，没有形象，没有情绪，没有曹高时代的行文习惯与文采，它或许能够算是科研或半科研（因为红学家的论断常常是猜测大于论证）的成果，可它们能够就地转化成艺术品吗？”（《不奴隶，毋宁死？》第317页）这只说对一半。对于用语言文字写续书，王先生的话完全正确，但对以镜头蒙太奇为主要艺术手段的影视剧，则不尽然。“细节”和“形象”特别是“语言”对影视剧的影响并不像对续书那样致命。长篇名著改编成影视剧往往让人遗憾，因为影视剧必须对长篇名著的许多精彩内容大量舍弃，反而那些短篇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后经常出彩，甚至超过原作，因为它往往要增加新的内容情节而发挥了编导的创造性从而丰富了原作。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亡佚，探佚研究则只提供一些“轮廓”和“线索”，这就给影视剧的改编留下了巨大的创造性空间。比如，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中探春远嫁一集，就是一个以探佚思路改编的成功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