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个人都能介入历史反思

“新历史合作社”团队在“历史嘉年华2013”活动现场答谢来宾，右二为唐建光。正如熊景明所说，当人有了(苦难的)经历，而正统的历史解释又同很多人的经历不同时，自然让这些人有冲动去写下来。“X X X个人史”，等待每一个人去书写，也等待去阅读和开启。

陈新

熊景明

11月14日，由“新历史合作社”(原《看历史》杂志团队)发起的“历史嘉年华20 13”在苏州开幕。与往年不同，今年的历史嘉年华增加了学术环节，设置了“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

两天的研讨中，来自高校的历史学家和民间参与者，从学术和实践角度全面探讨了公众历史的内涵与外延。史学界专家还议定，接下来将会有一系列构建公众历史研究与教育体系，包括学术期刊、译介著作、培训师资、建设学科等。正因为此，2013年，被称为中国的“公众历史元年”。

这也许会成为学术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一门全新的史学学科，竟然是由学界和民间共同促生的。

陈新的实践：聚焦公众与史学之间连通的方式

首届全国公众历史会议的召开，对浙江大学教授陈新而言意义非凡。过去10年，他都在这一新引介到国内的全新领域里耕耘。

1972年出生的陈新，主要研究西方史学理论与史学史。2004年之前，他研究的内容都是历史学中较艰深的历史认识论，“我当时研究的主要意图，就是要了解一个人从小到大，他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和转换的。”

纯理论的研究缺乏具体案例，但学术研究与现实之间的隔阂，他也无能为力。

2 0 0 4年，陈新在德国著名历史教授耶尔恩·吕森的安排下，受邀到德国考察中学历史教育与总统杯青少年历史征文竞赛。这次出访为他打开了一扇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12岁到18岁是形成历史意识的重要阶段，而这与体制内历史教育息息相关，我想了解他们形成(历史意识)的认识机理。”

从德国回来后，陈新便开始与中学历史教师建立联系，希望通过对实践的研究，帮助他进行理论思考。同时，他也了解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公众历史”概念，感觉这一概念可以从中学生拓展到成人。

“美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了公众历史的拓展，最初是由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发起的。”陈新解释道，所谓的公众历史，就是希望能让接受过职业历史学训练的人员走出学院，走到社会大众中去，进入社区、博物馆，甚至企业文化的建设之中。

40年后，美国公众历史的理论外延得到极大延伸，连普林斯顿大学这样的名校，都开始积极拓展公众史学研究。但最吸引陈新的，依旧是它在“公众”与壁垒森严的“史学”之前搭建的桥梁。

“现在国内公众历史知识的传播非常混乱，也很不规范。”陈新说，这种情况在历史电视剧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很多电视剧完全是瞎编，惨不忍睹。“历史的底线就是真实。但不少编剧对历史的认知非常浅薄，也不能理解对历史的尊重到底有何意义，它反映的正是我们整体国民历史教育的严重滞后，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不良影响。”

“不良影响”渗透到普通人的思维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一处不用到历史，无论是你去分析人、判断事情、看待历史事件或当下的政治事件，甚至是塑造人的价值观。这种历史的眼光，正是在公众历史传播的过程中训练出来的。”陈新解释道，历史有两个基本功能，一个是定位，即明白自己在历史时空中的位置；另一个是证明，证明我们要知道的知识。“这两个功能完全是中性的，即可为害又可为利，就像是硬币的两面，所以也特别需要有历史学界的人介入其中。”

混乱的公众历史知识传播，给历史学界带来了巨大的危机。“面对现在的无序，很多历史学家都非常愤怒。但这有什么用？”陈新说，如果历史学家整体都保持沉默的话，那未来世界就跟你没关系了。一旦公众对你失去兴趣，那就意味着这个学科也要消亡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公众历史似乎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进可攻，退可守。当时还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陈新，很快便在自己的专业史学理论中增加了一个公众史学方向。20 0 7年，他开始在复旦培养公众史学的研究生。

“因为这是一个实践的领域，我希望能把他们培养成为未来历史产品的策划人、组织者，或者内容提供者。”陈新说。

“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国外的公众史学在做什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陈新说的新问题，指的正是当前快速发展的新媒体。“尤其自媒体，也就是博客、F a ce b o o k、微博这样的传播方式，它既使得历史知识的传播以廉价快捷的方式得以实现，同时也让老百姓大规模民间写史成为可能。”

2011年，陈新开始在博客上写自传——— 《那个和这个：1970后一员的梦想与现实》，希望能探索个人史写作的新形式。“自媒体上的写作，同传统传纪写作很不一样，每一篇都会有朋友实时评论，有各种反应在里面，而你也可能会根据这些反应调整自己的写作，读者实际也介入到了写作之中。”

让每个人能介入到历史的反思中来，就是公众史学的目的。对普通人来说，写自传是最直接的方式。“写自传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阶段，尤其当大家对历史写作经验不足的时候，之后还可以参与到地方史、城市史等等主题的写作中来。

在陈新的设想中，大量的普通人拿起笔后，学者可以适时进入，从方法论、规范方法等方面对其进行指导。对学者而言，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2011年，陈新离开复旦前往浙江大学之后，他在复旦历史系首创公众历史硕士方向不复存在。摆在陈新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向门户森严的学界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张涛是陈新在复旦带的最后一个公众史学研究生。在张涛看来，当时陈新所做的事对学校并不重要，甚至还有些不被认同。

“因为他的实践性太强了，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研究生专业，加上这门课程对传播的新技术非常重视，但传统的历史学教育，最看重的是材料。所以在很多上了年纪的老教授看来，觉得你不脚踏实地，甚至还有些不误正业。”他说。

“要让高校历史系意识到这个学科的重要性确实还需要一个过程，也并不是人人都能理解它所必须和能够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对于受众和传媒重视所要采取的不同的操作方法。”陈新说。

《看历史》：一本新闻类历史杂志的作为与桎梏

2010年底，时任《看历史》杂志主编唐建光找到了陈新，希望能合作。

陈新对《看历史》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本创刊于新闻类历史杂志，既能提供优质选题，同时又比较规范地遵守历史底线，称得上是公众历史的范本。

对于《看历史》，2010年也是值得标记的一年。声隆愈盛的同时，无论是选题的关注度还是发行量的递增，似乎都达到了一本历史类杂志能够抵达的最高峰。

在《看历史》产生之前，中国的历史类杂志，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纯学术类，比如《历史研究》；第二种是文史知识类，诸如《炎黄春秋》；其次是大众通俗类读物。“任何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历史都显得尤为重要，对媒体来说，是一座异常丰厚的矿藏。”唐建光说。

“但在这三种类型中，却缺乏一种对那些接受过一定教育，想从历史中吸取知识和营养，也希望历史和现代有所关联互动的媒体。”这成为唐建光的突破口，他们开始试着用新闻的方式来解读历史，帮助人们从历史中发现那些新的、有价值、有趣味的东西。

清晰的定位从第一期开始，《看历史》选择了切·格瓦拉。“当时格瓦拉去世四十周年，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选题，颠覆公众对格瓦拉的认识，因为很多新史料、研究都表明，真正的格瓦拉同我们原来所习惯的形象完全不一样；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释放一个信号，希望读者看到历史的另一面。”唐建光说。

这“另一面”，在唐建光看来，由于我们过去习惯于被告知和搪塞各种历史观念，所以历史被简化成一个只有时间地点结论的标准答案。但事实上，历史是“过去的一切和一切的过去”，它从来不会有标准答案，从来都是一个多元的、丰满的、生动的事实。

在《看历史》杂志五花八门的专题中，在乔布斯去世时从苹果电脑聊到了禅宗；在《赛德克巴莱》上映时，严肃讨论台湾原住民的状况；也曾系统梳理《川菜是怎样变辣》的历程。创意无限，但有一条底线，就是内容真实“必须是在已有史学研究成果基础之上的报道”。

如果继续沿着这条路下去，《看历史》或许会变得更有趣，也许会变得更专业化。

但事情在2009年开始变化。这一年，媒体人何三畏在家乡四川武胜县，发起了“从现在开始回忆”的历史写作项目，吸引数千人参加。

“武胜是个很小的县城，数千人自发参与历史记录，其中必然有许多人都回忆起的共同记忆。记忆之间是可以互相印证或纠正的，最终的结果必然能无限地接近于历史的原貌。”

何三畏的项目让唐建光很受启发，他也意识到，媒体的能量有限，只有不断对外延伸，把触角同公众联系起来，才具有生命力和活力。

2010年1月，《看历史》举办了第一届“国家记忆”活动，把当时在中国几乎所有在民间记录和保存历史的个人和团体都聚集在了一起，“实际上，我们也觉得有必要把这股力量聚集起来，形成一股合力。”

在这个基础上，到2010年底，《看历史》启动了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希望通过让中学生去采集和记录历史，让他们能发现生动的、身边的历史。

但最终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绝大多数文章都不符合要求，孩子们根本就不会写。“我们希望他们能用非虚构写作方法，但大多数的都当作文在写。”唐建光说，写出来的文章充斥着想象、美化，甚至虚构。有的还会大段摘引资料。

唐建光于是派人到一个个学校培训，试图将历史和写作结合起来，告诉孩子们该如何采访、记录，如何筛选、鉴别史料。到2013年，逐渐建立了历史写作培训网络，并出版了由这些中学生历史文章汇编的《课本上不说的历史》。

结束稍显有些混乱的首届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后，很偶然的机会，唐建光读到了陈新和北京大学王希教授介绍公众史学的文章。“公众史学讲的就是让历史应用于公众，我们无论是做历史媒体，还是历史公益，又或是口述，几乎都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而我们现在是在做实践，缺乏的就是理论的支持和指引。”

唐建光、陈新一拍即合。但《看历史》开始事故频发。2013年1月，因为与《看历史》主办方在杂志发展方向和策略上发生分歧，唐建光最终不得不离开了这本由他一手创办的杂志。

新历史合作社：从无到有的”公众历史“采集平台

2013年5月，唐建光与前《看历史》杂志同事成立的“新历史合作社”推出了首本电子杂志《我们的历史》。

“新历史合作社”不再是传统的编辑部，而是一个以生产优质历史内容为目标的开发合作平台，“除了我们的员工外，包括学者、作者、插画师、摄影师都能参与进来，甚至可以参与其中。”唐建光说，团队聚合内容、做出产品，至于产品形态，将完全由市场决定。

脱掉传统媒体的包袱后，唐建光的活动空间呈倍数增加。与之前不同，他现在迫切需要有人能够告诉他做点什么。

学界对公众史学的研究，再次进入唐的视野。“虽然公众史学在中国的研究才刚起步，无论是成果引进还是研究都非常初步，而公众的实践是早于且超过理论探索的。”即便如此，他仍希望能通过学界，引进国外那些已经成熟的经验和案例，让公众史学探索更有目的性，找到一种既有实践效果，同时又有市场价值的新模式。

唐建光开始了与陈新的真正合作，最终促成公众史学在2013年的一连串动作。

11月17日，唐建光正式对外宣布，“新历史合作社”将与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档案库合作，推出名为“我的历史”的民间记忆计划。

根据他的说法，“我的历史”将至少包括三大部分，即“个人写史计划”、“影像记录计划”和“我的历史图书馆”。“个人写史计划”是核心。

“在当下的中国，个人写史方兴未艾，但也出现诸多问题。”唐建光总结道，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书写者缺乏历史写作的培训和引导，既不能区分事实与虚构，也不太会写真实、流畅的文章，对他们也缺乏必要的组织、培训和交流；与此同时，国内超高的出版门槛，最终又让绝大多数的个人史作品铩羽而归，只能沉淀在自己的书架上、电脑里，缺乏进入公众视野的通道。

“‘个人写史计划’就是希望能构建一个平台，将组织动员交流培训出版传播一揽子包下来，最终能让普通人低成本地参与到历史写作中来，并让他们的作品能得到较好的传播。”唐建光说。

鼓励不同人写出自己的历史，得一点点做起“比如在成都，会请何三畏、冉云飞这些在当地有号召力，也有历史写作能力的人出面组织。”唐建光希望能在各地一步步建立起这样的小组，最终建立一个平台，“能做一点是一点，也不会奢望能一蹴而就。”

“影像记录计划”，则是采用纪录片的方式来记录公众的故事；而“我的历史图书馆”，则是希望能够收集海内外的个人史作品，最终形成一个活态的数据库。

唐建光强调的是，“我的历史”仅仅只做口述采集，并不会以研究、出版的角度进行考量，“参与者能够如实地记录自己的经历就行了。”

至于这个庞大计划的资金来源，唐建光说，短期内，他们更多会通过公益的方式来解决，“但未来长期发展的话，还是希望能通过市场运作的方式来解决。”他希望未来在这些个人史资料的基础上，出产市场化产品，包括图书，也会有数字或纸质杂志以及纪录片。

陈新告诉南都记者，目前浙大也表现出发展公众历史的意愿。而他将同学界合作，启动一系列工作构造公众历史研究与教育体系，并在明年7月举办首届公众史学师资培训班，希望未来能向包括“新历史合作社”在内的公众历史团队输送专业人才。

“不过现在，我们还处于向实践团队学习的阶段。”唐建光向陈新承诺，未来会在实践方面给与他们协助，同时还会合作出版公众历史年度报告，实现学术动态和实践项目间的信息交换。

11月28日，陈新在微博上写道：“昨天在浙大通识核心课程的同学中招募了一个纪录片兴趣小组，报名之踊跃，出乎我的意料。不等谁，不靠谁，浙大的公众史学实践项目，我们就从无到有开始吧。”

“民间历史”档案库：香港中文大学八年建立的项目

与“新历史合作社”合作组建“我的历史”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的“民间历史”项目，它由熊景明与林达（《带一本书去巴黎》作者）于2005年发起成立。

到今天，“民间历史”档案库已收录近3000份出版或未出版的自传、日记及回忆录，还定期发布由林达编辑的网刊《民间历史》。

之所以会建立档案库，与熊景明的身份息息相关。从1988年开始，她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助理主任。该中心的主要功能，是为世界范围内“中国研究”学者提供协助，因此还收藏了大量与中国当代史相关的一手资料。

“这些资料中，既有大陆在1949年以后各个部委、省的报纸；也有大量齐整的地方志资料，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依据。”熊景明回忆道，从2005年开始，中心逐渐开始收到一些未曾出版的自传手稿，“当时我拿到以后，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珍贵。”

“这些材料出现的背景非常简单，因为这代人是有故事的一代。当人有了这样的经历，而正统的历史解释又同很多人的经历不同时，自然让这些人更有冲动去写下来。”“这就像我们到博物馆，它既有价值连城的宝物，同时也会有当时的人用的碗。民间史学就像是这个碗，它记载着我们当时的生活，让后来人能清楚看到那些人是怎么过来的。”

越来越多的自传手稿寄到中心，其中有位叫李乾的老人，在17岁时就被打成“反革命”，一辈子吃了很多苦。随他的书稿而来的还有一封写给熊景明的信。“我现在写这些东西(自传)，写完以后我就明白了，上天之所以让我吃这么多苦，就是叫我把这些都记下来。”信中写道。

这句话让熊景明非常震撼，让她意识到自己必须要有所行动，“毕竟我们在香港，做这些事情也有很大的便利。”

2005年，熊景明在中心正式开始了“民间历史档案库”，与此同时，她还邀请到林达出任《民间历史》网刊的编辑。

之所以选择林达，熊景明看重的是她对历史本身的全面理解。“我们中心以前做过一个‘文化大革命’文库，这个文库卖给一些图书馆后有些收入，我们希望拿这些钱去推广对‘文革’的研究。我当时一直都在找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去写‘文革’的走资派，而是向年轻人说明‘文革’为什么会在这个时空中发生。这就要求他不仅对西方，对中国的历史，还要对整个文明的历程有所了解，同时他的写作还必须能让读者接受。”

2003年，熊景明读到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心中“咯噔”一下，知道这人就她要找的，“书中没有一个字讲‘文革’，但每一段都让我想到‘文革’。”

林达爽快地答应了邀约，“民间历史档案库”网站也正式上线。有人通过网站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老师，或者小时候的朋友，这些都让熊景明和林达开心好一阵。但真正有社会意义的书，熊景明形容难度不亚于“沙里淘金”，她提到前不久刚在语文出版社出版的《蹉跎坡岁月》，讲述的是一个湖南普通农民的一生，真实而感人。

林达在编辑短篇回忆文章时，有时也会遇到非常好的作者，徐小棣就是其中一个。

“我陆续发过她好几篇文章，有年我回国探亲，她突然问我能不能看她写的一批回忆文章，我说当然。她寄来了两本她自己用电脑打印纸印了装订的‘书’，题名《练笔》。”林达看完以后非常感动，因为徐小棣的经历非常特殊，她的父亲是中央情报部门官员，随了父亲可以当神气的红小兵，但随了“出身不好”的母亲则是处境危险的黑崽子，这种“对立”的社会关系，让她具有了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

林达后来将这本书推荐给了三联书店，以《颠倒岁月》为书名，很快就出版，也获得了很大反响。

“我们对自传几乎没有太多要求，只要是你写的，只要是真实的纪录，都可以。”熊景明说，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把握他们写的是不是真的，现在最多是把文学表达的内容，或者针对个人臧否的部分删去。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在提倡一种风气，让大家来参与这种历史的写作，同时也希望年轻人能借助这些东西去了解历史。”熊景明说，人的今天就是对昨天的记忆的积累，如果没有了对昨天的记忆，那我们还有什么？可惜的是，现在很多人都不愿意说，他们也无意去评判，只是希望能通过正面提倡来知道更多历史的细节，“中国人不是很重视家庭吗？但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连自己的曾祖父母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8年下来，现在的“民间历史档案库”仍然只有林达和熊景明，两人都是兼职，有时做起事来，如向出版社推书稿，渐渐心有余而力不足。

熊景明一直希望能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今年她回昆明省亲，发现有一帮退休的大学教师或政府职员，每个月都会定期聚会聊天。她介绍《春城晚报》的记者去采访，建议可辟个专版叫“云南故事”。原以为这事能成，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我同唐建光也谈过，是否可以让各地的年轻记者去采访老人，并且举办专门的‘非虚构训练营’。”

11月17日，熊景明参加“历史嘉年华2013”。在“微口述：我的历史”环节，她讲述了“早请示晚汇报”。突然，有嘉宾鼓动她现场示范一段“忠字舞”，熊景明欣然应允。没想到跳完后，一个25岁左右的年青人冲上来给了她一个拥抱，“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说这么多年，都没真正见过‘忠字舞’。”

“这么多么难以想象的事，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一件事，相隔也就一代人，却像是没发生过。”熊景明说，这些事情，都让她愈发觉得，在当下的中国，写民间历史，比任何其他国家或时代都有更大的社会价值。

“打出‘公众历史’这个旗号，或许也是好事，它让挑战‘正史’有了某种正当性，毕竟这个学科即跟国际史学接轨，同时又与民间需求吻合。”熊景明说，相对于教科书里的“历史”，公众历史或许也是个楼梯，“顺着爬也没什么不好，没准最后还真能打开一片全新的历史研究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