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承前启后需要公众参与：民间历史平台启动

年度特别致敬对象是律师张思之，他在台上激动地说：“我们的境界应该先于国家，做国家的主人。”

年度历史影像《生死连，兄弟情》讲述的是1985年67军某部7连突击队突击越军968高地行动，及突击队员们生前身后的故事。

年度历史图书《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

11月14日至17日在苏州基金博物馆举行的“历史嘉年华2013”，其前身是“国家记忆·致敬历史记录者”活动，原《看历史》杂志主力人员创办的新历史合作社将其发展成了更强调观众互动的历史嘉年华活动。本届历史嘉年华以“我写我历史”为主题，包括“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历史嘉年华主题活动”及“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三个单元，四天会期内共进行了十余场开放活动。

17日，新历史合作社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民间历史项目合作组建民间历史平台“我的历史”，欲构建一个包含组织、培训、交流、孵化、产品、运营等环节的个人史平台。颇为巧合的是，台湾“文化部”在第二天也启动了“国民记忆库”口述收集行动，希望通过普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打开记忆的抽屉，让台湾人互相认识彼此的心灵”。

公共史学提供产品，培养意识

首届全国公共历史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公共史学研究中心主办，在两天的研讨中，来自全国高校的史学专家及民间参与者，从学术与实践两大板块着手，在提高公共历史知识的质量、培养公共历史知识的传播人才、拓展历史学在公共领域的运用、帮助构建民族性和民族价值观、改善公共历史产品的生产和传播等方面均有探讨。

公共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并不是新鲜事物。上师大公共史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陈新介绍，公共史学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当时美国高校毕业生出现就业危机，许多历史学的博士不得不离开学院，进入政府文化机构或社区工作，由此，专业方法被带入公共或私人领域，历史学的知识与方法开始与政府、企业政策，文化遗产的管理保护及历史解释，媒体与影视，社区或家族历史等领域的应用相结合。至今美国已有近100所高校设立了公共史学专业。

国内的公共史学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一些高校如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相继成立了公共史学研究中心。今年5月，在重庆第一次召开了面向专业学者的公共史学研讨会。而此次全国首届公共历史会议不仅面向学者，也有民间的一些历史记录者参与，“希望以此提高大众历史意识，使公众对历史产生兴趣。”陈新说。

随着传播手段的便捷与公民历史意识的提升，很多人开始自己参与写史，个人口述史、家族史等渐渐兴起。这些实践为历史提供了许多生动细节，但许多实践者并未接受过学术训练，其史观、叙事或推论等方面可能存在问题。陈新表示，通过公共历史教育体制，可以为受众提供更丰富的历史文化产品，使读者获得更大的选择权，另一方面，由于有专业的支持，能够保持产品真实性的底线，更希望能够以此培养读者的历史意识与历史反思能力。

个人写史面临多种困境

本次历史嘉年华的主题为“我写我历史”。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唐建光介绍，写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一直以来都是官史与学史占主流地位，亦即官方的历史与精英的历史。“但在一个公民时代，公民写史是一种潮流，一方面技术手段的更新带来了便利的个人写史条件，另一方面，近年来《大江大海》、《巨流河》等书也给了大陆民众很大启发，人们开始有个人写史的意识。”

但对普通人而言，个人写史的实践会面临许多困境。唐建光总结，一是出口，因为商业出版的门槛较高，多数个人史困于作品质量或出版经费，无法面市；二是质量，多数写作者缺乏必要的历史学训练与写作能力，其写作内容不具备出版或史料价值；三是组织，目前的个人史、口述史多为个体行为，缺少组织、培训、协同与整合。

为此，活动期间新历史合作社宣布，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研究中心民间历史项目发起合作，组建一个民间历史平台“我的历史”，为个人写史提供系统性、规范性的帮助。而本届历史嘉年华活动相对以往，在启发公众的历史兴趣之外，还有更多直接与“我写我历史”相关的内容。

如“个人写史培训班”，邀请了作家冉云飞、十年砍柴，媒体人何三畏，崔永元口述团队首席记者张军以及纪录片导演张钊维介绍经验。唐建光表示，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影像工作者的经验介绍，能让普通人在采集技术、记录技术，以及对史料收集、鉴别和利用的水平上有所提升。“将来还希望扩展队伍，加入历史学者、出版人等，组成一个长期的巡回培训班，到各地为大家进行培训。”

张军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个人写史门槛已被打破，每个人将面临海量的历史信息，而相比文字，他认为影像对历史的记录会更为便捷、有效。而张钊维认为，影像采集保存历史的方式并没有商业上的成功先例，一直是靠NGO（非政府组织）支持，可以考虑将历史材料以面向大众的方式生产，比如以历史小说、历史影像、历史游戏等方式来完成历史叙事，以完成历史的承前启后。

年度历史行动者“文革”道歉者拒出席

17日下午，“国家记忆2013·致敬历史记录者”宣布了本年度的历史图书、历史记录者、历史报道、历史行动者、历史影像、公民写史、历史公益和特别致敬名单。此项致敬活动至今已是第四年，唐建光介绍，之所以不用颁奖用致敬，“因为他们已经无需锦上添花的奖杯，我们却只能用致敬这种形式表达我们的感情。”

八项致敬项目需经过公开征集、网络投票和专家终评投票三个阶段，评审委员会由葛剑雄、熊景明、雷颐、吴思、秦晖、野夫、林达、陈新、许知远九位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秘书长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熊景明担任。

致敬活动中，几位“80后”的表现尤其引人注目。《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获得年度历史图书，88岁的王鼎钧在美国家中录制了视频，自道“为天地立本，为生民立传。为往圣继宏愿，为万世开诚心”，并自谦“不应该向我致敬，应该向你们致敬”。而85岁的张思之依然声如洪钟，他曾出任“江青四人帮两案”辩护小组负责人，此次获得特别致敬，在台上激动宣称：“我们今天历史嘉年华原本应该是欢乐的，但我的眼泪却常常夺眶而出，不是我多情，而是这个致敬震撼人心。难道我们的历史是一段泪的历史吗？‘我’是一个高贵的独立个体，作为此，我们的境界应该先于国家，做国家的主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年度历史行动者的致敬中，主持人熊景明与潘鸣啸搬了两把空椅子上台，却不见被致敬者。年度历史行动者致敬的是“文革”道歉者，主办方新历史合作社透露，此前已通过邮件、电话、朋友转达等方式对他们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邀请，但不管是出席致敬，还是拍摄微纪录片，这些道歉者都选择了拒绝。他们都认为近期媒体宣传已经够多，希望为此事打上句号，道歉只是做人底线，不敢逾越，不想用此炒作，也不敢担当“历史行动者”之类的头衔。

“一句道歉并不能折抵当年罪错，如今若换回什么‘荣誉’，那岂不坐实了别人说你沽名钓誉的指摘？”一位道歉者在给新历史合作社的邮件中如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