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首页 手机凤凰网 新闻客户端

凤凰卫视

“希望公众历史改变大众和史学界的意识”

2013年11月21日 08:18
来源:东方早报

在陈新看来,传统史学界在圈子里的约束太强,对社会的变化的信息接触比较少,守着的仍是几十年前的历史意识。

■ 专访上海师范大学公共史学中心主任陈新

陈新(上海师范大学公共史学中心主任)

陈新(上海师范大学公共史学中心主任)

“我们希望发展公众历史,一方面改变大众的意识,另一方面改变史学界的意识。但这意识能改变到什么程度,其实并没有一个预计,而是必须在实践中进行的。”在“历史嘉年华2013”举行期间,上海师范大学公共史学中心主任陈新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说。在陈新看来,传统史学界在圈子里的约束太强,对社会的变化的信息接触比较少,守着的仍是几十年前的历史意识。

用“产品”连接作者和读者

东方早报:你为何转向公众史学研究?

陈新:我自己研究的是历史认识论,也就是历史意识的形成、代际传递。我在复旦大学的时候,组织学生做相关社会调查,比如去书店的历史柜台做问卷,开始与公众史学有了交集。毕竟公众史学在美国不是新鲜事物,(上世纪)70年代就出现了。2007年我在复旦招了首期公众史学硕士生,结果就业形势非常好,一些电视台或纪录片公司,对于这样历史专业出身,兼有传媒知识的学生非常欢迎。可以看到,社会对于公众史学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我国现在的情况,跟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不大一样,深入社区带动公共历史发展的历史学博士比较少。有很多老百姓开始自发写史,但他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可能不能把握作品真实性的底线,这就需要学界的帮助与引导。

另一方面,传媒环境扩张之下,依靠新媒体的传播方式迅速、便捷、廉价,比如百家讲坛、网络写史等等,引发了公众对历史的兴趣。从史学界的角度,这些做法未必很规范,会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作为专业的史学家,愿意介入进来,担起社会责任,为历史学的传播有更好更高的文化产品而努力。

东方早报:你多次提到“历史产品”,这是否说明公众史学对历史的观念与传统史学界不同?

陈新:过去历史学科理论中,主要考虑如何获取证据、分析证据,根据证据写作,它表面上是不考虑读者的。但事实上,不管理论作品还是可读性强的作品,都面对读者。读者的眼光可能为阅读过程所塑造,也可能高于读本,对读本是批判的眼光。而“产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是作者和读者间的桥梁,在产品中是有信息的交换过程的,倒并不是指商业意义上。每个作者写作时都有理想读者,只不过传统历史学学者觉得他们是为了历史真实写作,但学界发展至今,已经说明追求绝对真实只是“那个崇高的梦”。当然历史学内部也有一次分层,做考据的可以不跟现实问题打交道,但从整体而言,史家是面对现实、面对读者的。我们提供的历史学产品如果只是针对圈子内部,相对只是塑造一个高墙,学者们自己圈在小圈子里。而我们需要打开门,让所有制成品面向公众,培养公众的历史感,而从公众获得的反馈信息能够刺激历史学发展。反之,历史学则将萎缩。

东方早报:公共史学介入能够使目前市场上的各种历史产品得到规范吗?

陈新:在制作上进行约束挺难的。大众对历史感兴趣,需要历史产品,但史学界不能满足这种需求,自然有人要进行补缺。这其中可能涉及资本、权力,而这正是我们担心的,如果在此控制下,社会责任、社会良心如何保证。我感觉知识分子的责任在批判性上。我觉得这些人这么做历史产品是正路,就会支持;反之则批判。我2009年就和唐建光(新历史合作社总编辑)他们有接触、合作,觉得他们是有底线的。至于学界的道德是否就是标准,这不好说,但是一个固定的圈子里毕竟是有彼此约束的力量的。只是传统史学界在圈子里的约束太强了,守着的仍是几十年前的历史意识。我们希望发展公众历史,一方面改变大众的意识,另一方面改变史学界的意识。但这意识能改变到什么程度,其实并没有一个预计,而是必须在实践中进行的。在目前市场上,历史作品的阐释者、行为者,其实并没有完全局限在史学家界。我认为公众如果有足够的历史意识、历史反思能力,某种程度上他就是历史学家。

不管谁的口述都需要怀疑

东方早报:你如何看待市场上的口述历史热?

陈新:口述方法作为历史学采集材料的方式,是长期存在的。但现在口述史学热潮,我觉得跟新媒体方式相关。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的出现,使口述史学急剧发展。一般人倾向于“耳闻目睹”,当目睹不能实现时,耳闻就可能是他们最愿意相信的方式。尤其如果受访者是某事件的创伤性受害者,很容易得到访问者的信任,但其实这种叙事未必没有虚构,这在心理学上是已经成立的。讨论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其实讨论的是历史学材料的权威性,而且通常而言,这种口述历史往往都已经再加工了,受众获得的是文字系统的内容,这其中的主动者是采访者,他写下了他所相信是真的东西。不管是谁的口述,怀疑都是需要的。

东方早报:那如何破除“以口述者之是为是”的方式?

陈新:尽量避免仅听单人口述。同一个问题,采访多人,获得多个文本,在差异的比较、选择中,就得出自己的判断了。比如说四个人参加一个共同事件,现在只有一个还活着,这就是一种窘境,但也并不是没得选择,这就更依赖于专业训练了,比如对唯一文本进行语言分析,用语言学的方法分析结构,用文学方式分析用词,当然这对技术要求更高,需要视野和理论上的高度。

标签:史学 文化 考据
打印转发
凤凰新闻客户端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凤凰网保持中立

商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