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因地制宜，“尽地力之教”。
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而且受气候、水利、地理环境等自然条件影响，因此，因地制宜，合理利用土地。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农业经营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土地道德问题。
对这个问题，孟子曾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说，如果在农民耕种收获的季节，不去妨碍生产，那粮食就会吃不尽了。
荀子反复论证了“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的恶果。他又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民有余粮。”（《荀子·王制》）
为了真正做到不违农时，因地制宜，战国时李悝曾提出并实施了著名的“尽地力之教”。（《汉书·食货志上》）要求从各方面努力提高农用土地的生产效力问题。认为“农事害”为“饥之本”，（《汉书·食贷志上》）“农伤则国贫”。为此，他要求政府采取一切措施，教育人民，精耕细作，充分挖掘土地潜力。
为了合理利用土地，许多思想家、农学家对农业生产实践经验进行了认真总结，提出了知时、知土、知物性、精耕细作、兴修水利、选种、施粪、锄草、防风、防虫等一系列科学技术理论。正因为如此，使中国的农业技术不断得以发展，农业生产不断得到提高。
我国历史上关于土地道德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的，继承和发扬这些优良的土地道德传统，在今天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耕地面积的锐减使耕地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农业生产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我国目前人均耕地不及世界人均耕地的47％。全国已有666个县（区）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警戒线。不仅如此，而且耕地总体水平低，受沙漠化影响，干旱、半干旱地区耕地的40％不同程度退化。全国有30％左右的耕地不同程度受水土流失危害。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对土地资源的战略认识，加强土地立法，树立土地道德，就显得格外重要。江泽民同志曾多次指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李鹏同志1990年6月曾题词：“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1998年10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再一次明确指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林业建设，严格保护耕地、森林植被和资源，防治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环境污染，改善生产条件，保护生态环境。”这些规定，既是我们关于农业发展的基本国策，从某种意义说，也是我们新时期必须认真实践的农业道德。
在水和森林问题上，倡导“儆山泽”、“养山林”
在中国古代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水和森林的问题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古典文献中，这方面的论述俯拾即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水是“万物之本源”，关系到国家民族之兴亡。
从远古到今天，水的问题一直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息息相关，洪水问题也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水的问题解决的好坏，不仅可以影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关系到农业的增产丰收，而且还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亡。相传早在唐虞时代，洪水泛滥，严重地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于是，帝舜命禹“平水土”。禹受命后，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开九州，通九道”，终于治好了水，“众民乃定，万国为治”。（《史记·夏本纪》）相反，夏、商后期，由于没有治好河水，结果如《史记·周本纪》所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就是说，夏、商两朝之所以灭亡，是和伊水、洛水、黄河的干涸的自然灾害是有关的。
《管子》一书十分重视水的问题，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又说：“沟渎遂于隘，障水安其藏，国之富也。”就是说，水是万物的本原，一切生命都来自水，就是善恶美丑、好人、坏人，也离不开它。沟渠畅通，河床没有障碍物，河水涛涛而流，国家就能富裕起来。正因为如此，历来为政的明君贤臣都十分重视水的问题。清朝徐栋、丁日昌说：“是水利一道，有关民生甚钜，为有父母斯民之责者第一要政。”“政莫善于养民，养民莫大于水利。”（《牧令书辑要·农桑》）
第二，提倡和奖励植树造林。
西周时代，人们对生态环境就开始有了明确的认识，提倡植树造林。当时，还专门设立了管理林业的官。在中央政府中设天官冢宰和地官大司徒，把制定森林管理的政策和法令作为他们的职责之一；下有“山虞”、“林衡”等官吏，分别负责森林的管理和日常巡视。同时，还制定了森林保护的政策和法令，其主要内容有：其一，“斩材有期日”，就是砍伐树木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其二，“窃木者有刑罚”，就是偷伐林木者要给予刑罚；其三，“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就是在规定砍伐的不同季节里，只准砍伐规定的林木。另外，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当时主要有：（1）封疆社＠②林，就是在各封国的四周植树造林；（2）城郭沟池林；（3）国营行道树，就是在国家经营的道路两旁要植树；（4）坟墓纪念树，严格按等级在坟墓上种植不同的树；（5）广植经济林，像《诗经·魏风·园有桃》中所说“园有桃”、“园有棘”等。
《管子·立政》认为，“富国有五事”，其中之一就是：“山泽儆于火，草木殖成，国之富也。”所以，主张“修火宪，儆山泽，林薮积草”。荀子也明确提出：“修火宪，养山林”（《荀子·王制》）的主张。为了鼓励植树造林，《管子·山权数》中载有管仲向齐恒公提出的建议：“民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就是说，对植树造林的好手，要给以重金奖励。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林木破坏相当严重。晋代采取了在官行大道上培植行道树的措施。北齐颁布了禁止焚林的命令。后魏时期的《齐民要术》一书，不仅积极提倡植树，而且总结前人的经验，提出了因地植树的一系列措施。如“下田停水之处，不得五谷者”，可以种柳；“山涧河旁及下田不得五谷之处”，可种柞，等等。
第三，禁止滥捕乱伐，保护生物资源生态平衡。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就认识到不能滥捕乱伐。孟子说：“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意思是说，如果细密的鱼网不到大的池沼里去捕鱼，那鱼类也会吃不完了；如果砍伐树木有一定的时间，木材也会用不尽了。在孟子看来，这样，可以使老百姓死葬都没有不满，这就是王道的开始。否则，滥捕乱伐，老百姓没有鱼吃，没有木材用等，老百姓生养死葬就会不满，那还有什么王道可言！一句话，孟子把滥捕乱伐的问题提高到王道政治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