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天法天，提出“畏天命”和“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说。同时，他在讲“仁”和“爱人”时，又讲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要求人要热爱自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
第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天人相互协调。《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对天地之化加以“范围”，即加以制约；“曲成万物”，就是对万物则委曲成就。这里，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即“顺应自然”；一方面又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使其天人相互协调。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正蒙·太和》）“范围天用”，（《正蒙·大心》）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王夫之发挥了中国历史上顺应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提出“能受命者而后可以造命”的思想。他认为，只要遵循自然法则，即“受命”，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即“造命”。“惟循理以畏天，则命在己矣。”（《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另外，他还反复强调“尽人道而合天德”。他说：“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周易外传》卷二）天的根本性质是健，每日旋转一周，速度很快，即“天行健”；人的生活特点是动，人的动与健是一致的，进而达到和谐即“合天德”。
在中国古代，荀子曾提出过“人定胜天”的思想。在生态危机尚不明显的小农社会，这一思想对于人类不断摆脱自然盲目性的束缚，具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价值。因而他的思想也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扬。这种思想在今天人们和特大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时候，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自然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现代，对“人定胜天”的思想就要加以严格限制。否则，高扬这种思想，就会使一些人盲目掠夺自然，破坏生态平衡，给人类的生存条件造成严重的损害。
总之，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只要我们继承发扬“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精华，剔除其在论证中所包含的某些神秘主义和宗教迷信思想，把“天”还原为真正的自然，并结合现代科学文明，对其加以新的诠释，那么，它对维护生态平衡，迎接21世纪人类美好的生活，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土地问题上，提倡“土地为本”、“地德为首”
土地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据考古发现，早在大约一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在中原大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由于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小农自然经济社会，土地成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因此，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农学家，对土地问题都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见解，也展开过讨论。他们不仅从养育人民、发展经济、安邦治国方面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可贵的土地伦理道德。
第一，土地是“食之本”、“国之宝”。
早在公元前9世纪西周时期，人们就把土地看成是衣食的来源。据历史记载，周厉王时，卿士召虎（穆公）在进呈治国建议时就说：“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国语·周语上》）就是说，土地是财富和衣食的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晋国韩献子看到了土地的重要，第一次提出了土地国宝论的主张。他说：“夫山、泽、林、盐，国之宝也。”（《左传·成公六年》）孟子也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尽心下》）《管子》一书更是反复强调了土地的重要：“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水地》、《禁藏》）郑国法家申不害对土地的宝贵程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曰：土贵，土，食之本也。”（《太平御览》）就是说，四海之内，宇宙之间（上下和东西南北四方称“六合”），什么最贵呢？回答是土地。此后，中国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土地作为生命之本。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说：“夫地利者，生民之命脉。”正因为土地是人民生命之本，是国家之宝，所以，人人必须爱护它，而且要用法律保护它。
第二，“地德为首”。
由于人民的衣食来源于土地，国家的财政来源于土地，国家的富强依靠于土地，所以，古代的一些思想家甚至把对土地的态度看作道德的主要内容之一。孟子主张实行仁政，而仁政的根本内容之一是让人民有固定的财产。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意思是说，有一定产业收入的人才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一定的产业收入的人便不会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假若没有一定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这里，孟子把“恒产”即土地田产和“恒心”即“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直接联系了起来，把政治要求、道德理想和土地国产直接联系了起来，反映了人民在土地问题上的道德理想。
《管子》一书中甚至明确提出了“地德为首”的命题，把土地道德看成是一切道德之首。它说：“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复育万人，官府之藏，强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这里，充分而全面地阐述了土地在封建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正因为土地在社会中如此重要，所以，“地德为首”就顺理成章了。
为了保护土地，《管子》中还专门论述了保持城市与乡村适当比例和人地平衡的思想。它指出，如果城市规模过大，农村相对狭小，就会导致“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缺乏必要的农产品供应，“其藏不足以共其费”；“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关于人地平衡的问题，它说：“地大而不为，命曰土满；人众而不理，命曰人满。”在当时人少土地广的情况下，《管子》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实在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