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是中国与亚洲未来关系的基本模式
应对国际上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国内适时推出了“和平崛起论”，对此国内外众说纷纭，不置可否。有些人甚至认为要成为强国一定要称霸，并称“和平崛起”是不现实的，对此谈一点自己不一定成熟的看法。作为一个传统东亚强国，在民族崛起的过程中试图恢复大国地位，本无可厚非，关键是强大后的中国是称王还是称霸？是给这个世界带来和平还是战争？
不同的文明造就不同的政治观念。古代文明中只有中国一脉相传，2000年来没有中断，而中华民族也是唯一不尚武的民族，文弱而不扩张。儒教兴国的中国向来主张德治教化，求同存异和以和为贵。中国历来追求和平，朝廷当“内圣外王”，贤人则应“修身齐国平天下”。儒家思想认为，政治统治有两种，一种是“王道”，一种是“霸道”，王道是圣王之道，而霸道则是依靠暴力是实行统治。圣王之道是靠道德教诲和教育来贯彻的，所谓德治教化，而霸道则靠强制手段来推行，武力是他的力量源泉。在《公孙丑上》中，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人者王，王不待大。”孟子以后的的中国哲学家都恪守这种“王”与“霸”的区别，这也是中华文明政治思想的精髓。道家的政治理论虽与儒家不同，但他们的相同之处是认为理想国里，国家首脑应当是个圣人，唯有圣人才能担当起治国的重任。圣人自然也是行“王者之道”了，对内是礼法治国，安居乐业；对外是睦邻政策，友好相处。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大体上就是这种情况。
相比较而言，西方人信奉“性恶论”从而崇尚法治，更崇尚“丛林法则”。西方的民主思想的起源地希腊城邦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溃败不但成就了尚武的斯巴达人，也不得不接受寡头政治来替代民主。神圣罗马帝国除了贡献给欧洲罗马法以外，更多的是武力征服的故事。虽说宽容是基督教的教义，但那是对基督徒而言的，看看中世纪天主教是怎样对待异教徒的，看看后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又怎么对待那些新大陆的原住土著的，看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还有大不列颠人是怎么殖民世界的，你就会明白，在西方人看来“异族”非人，丛林法则才是他们的信念。也无怪乎一旦均势被打破，霸权稳定论便甚嚣尘上。罗马帝国的辉煌，拿破仑时期法国的称霸欧洲以及打破冷战均势后的美国一强独大，都无不验证着西方人的武力称霸思想根深蒂固。也正因为此，西方人的脑海里是没有“王道”和“霸道”的区别的。
国际关系历史上典型的王道是古代东亚的“华夷秩序”，霸道则以美国为例最为合适，这里不再赘述。除了一样要靠经济实力作基础，前者依靠文化的吸引和王道的彰显，后者则更仰仗武力的强大和十足的霸气。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农业民族，追求的是和平稳定的生存发展环境，儒家的各种理念就是基于此建立起来的，影响中国以及东亚几千年的“华夷秩序”和“朝贡体系”也是这种需求的对外拓展。“华夷秩序”强调以中华帝国为中心，互不侵犯、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不欺寡凌弱，礼尚往来。“朝贡体制”则是中国的皇帝处在这个体制的中心，他安抚外围的朝贡国，实行“予多取少”的原则处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单凭军事、政治、经济等实力，更为重要的是，古中国的文明模式在全亚洲拥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周边诸国对中国的儒家文化是敬慕景从的，而华夷秩序中的诸国信奉儒家文化是朝贡体系得以延续千年的根本所在。虽说这种以中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从根本上说是不平等的，但互不侵犯、不干涉内政和不欺寡凌弱、礼尚往来的原则正是儒家文化的“王道”所在。
当然“华夷秩序”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亚洲已经不是过去的亚洲，将来亚洲的国家关系模式应该更倾向于地区主义，由一个或者几个大国起带头作用，但更多强调自愿、平等和互利的原则。即便是中国想在亚洲恢复主导支配地位，也要美国霸权退出亚洲，日本人愿意回到古代，俄罗斯舍弃远东利益偏守欧洲，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事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当务之急不是关注中国会称王还是称霸，而是如何在无政府状态的国家秩序中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从而发展壮大。
中国的20多个接壤和不接壤的邻居，近一半国家和中国存在着主权方面的分歧，包括陆地边界的划分，海岛大陆架的归属，200海里经济区等不同层次。所以“中国威胁论”有相当市场，他们担心强大后的中国成为地区霸主，像美国那样独断专行。而事实上中国历来就不是一个有侵略传统的国家，几次疆域的扩大都是外来民族的侵略法反而被儒家文化同化造成，这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历史和文化渊源。为了争取和平发展环境，中国的多边主义外交彰显灵活性，北面和俄罗斯签订边界条约，西面积极发展“上海合作组织”，南亚和印度修好，为了南海问题和东盟加强往来，在东北亚积极斡旋六方会谈，在制衡美国的前提下，发展和欧盟、南美、非洲的外交关系，这些务实外交无疑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争取更多的国际空间。
引用南开大学庞中英教授的的话作为结束语：中国需要与亚洲建立起新的关系，需要新的国际关系理论来定义这种关系。这种新理论，不可能是任何西方版本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非历史上出现过的“朝贡体系论”，而可能是推动中国与亚洲关系“和平变化”的地区主义。地区主义是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和融合的理论，只有地区主义才是中国与亚洲未来关系的基本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