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战略文化传统的一分为三及其主流
美国学者江忆恩把中国的战略文化（注：即军事政治与外交思想，本文侧重指外交思想。）一分为二，即：“一种源自孔子—孟子的范式，在其战略选择顺序中，非暴力的、妥协性的大战略被放在暴力防御或进攻战略的前面；另一种战略偏好则来自强硬的实力政治，它一般将进攻性战略置于静态防御与妥协性战略之前。”这有点类似于中国国内学术界普遍流行的看法，即传统的王道与霸道两分法。另外他还声称“传统上中国所运用的战略文化明显表现出强硬实力政治的倾向。”[1](P.219-220)而通过对中国先秦与封建统一王朝政治外交思想的系统研究，笔者则将中国古代的战略文化一分为三，即：第一，以孟子、西汉贤良文学（选拔人材的科目）、南宋朱熹等为代表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二，以荀子、西汉桑弘羊、南宋陈亮等为代表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第三，以法家商鞅、韩非子等为代表的霸道外交思想。其中第一与第三种刚好是两个极端，而第二种则居于中间。[2](P.54-55,78-79,169-171)
笔者认为，所谓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不需要以本国自身实力为存在前提，而只要具备对外睦邻友好的主观愿望就行；不管邻国如何对待本国，本国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其睦邻友好，毫不动摇，哪怕是以本国君子之腹对待邻国小人之心；睦邻外交不以追求本国自身利益为主要目的，而以仁义道德原则的实现为最大目标，即使为此牺牲本国自我利益、对邻国委曲求全也在所不惜；睦邻外交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本身；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唯心性、理想性、主观性、机械性、绝对性、片面性与一厢情愿性。
所谓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其内容包括：睦邻外交的存在是有前提、有条件的。其存在前提是本国应具有足够的自身实力，其条件则是邻国对本国的睦邻政策有所回应，即对本国亦采取类似政策；睦邻外交以维护与追求本国利益、实现对外称王为目的，睦邻只是手段而已；在追求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兼顾道义原则，即不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邻为壑，并适当照顾邻国利益；反对过度地对外扩张与干涉，反对滥用武力，尽量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矛盾；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特点是现实性、客观性、灵活性与相对性。
所谓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其含义则是：不管邻国对已是否友好及是否构成现实威胁，都一味地使用武力，进行对外征服与扩张；只相信实力，唯利是图，只顾本国利益，根本不在乎邻国权益，以争夺霸权、取得霸主地位、成就一番霸业为最大目的，并认为仁义道德不仅是多余的，而且还是有害的。
上述第一种即纯粹王道睦邻思想对中国古代外交实践既有正面影响，亦有负面作用。其正面影响即从道义与心理上约束帝王行为，而其负面作用则是显得过于软弱以致被动挨打。在中国自身实力相对强大时，其弊端尚不明显，如明朝。[2](P.72,154,158)而在中国自身衰弱、四周强邻压境时，还采取这种纯粹王道睦邻外交路线，则将祸害无穷，并异化为妥协投降的畸形纯粹王道实践，如两宋及晚清时期；第二种即务实王道睦邻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是利远大于弊；第三种即单纯霸道外交思想，对外交实践的影响则是得不偿失、弊远大于利。总之，在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由荀子所倡导、后又被陈亮等所明确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间最长，包括了两汉、唐及清朝(1840年前）[3]；而由孟子所倡导、后被朱熹等所强化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思想，则在中国封建统一王朝中占据了第二长时间的主导地位，包括两宋（相对统一）与明朝；至于以法家为主的单纯霸道外交思想，仅仅只是在秦、隋、元三朝时期内占据主导位置。（注：其中元朝时期的南征北战、东征西讨乃蒙古贵族天性使然，其并非只是受了汉族法家霸道思想的影响，如“蒙古贵族一向把对外征服视为天职，忽必烈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参见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元明清卷）》，第72页。）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以睦邻外交为主要内容的王道外交思想，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主流。
二、中国外交哲学的发展脉络及务实王道的传承光大
外交哲学是政治哲学在外交领域的反映，其内容包括外交的本质与外交在国家总体战略中的地位，以及外交战略的谋划、选择及运用等，它是指导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思想与战略文化。外交哲学不仅具有外交与国际关系专业领域的普遍性，而且还深受其所属民族哲学传统（如世界观、思维方式、伦理学与价值观、行为模式与规范等）特殊性的影响，各国因其文化传统与文明背景的不同而形成了特色与风格迥异的外交哲学。
（一）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再分类及其基本特征
以儒家为首，包括了墨家与道家的政治哲学与外交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理想派。儒家作为道德的理想主义，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强调三纲五常，推崇仁政王道，追求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等级制的“天下”秩序，对外则推行王道睦邻外交。墨家属于极端的理想主义，其兼爱、非攻的政治主张对现实社会具有强烈的批判性。而道家则属于消极的复古主义，追求无为而治、与世无争与知足常乐。墨家与道家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力远不及儒家，其相关合理成分则被儒家所吸收。进而言之，在儒家思想内部也存在两类主张或两种思想倾向，即以孟子为首的绝对理想主义和以荀子为首的相对理想主义。前者重义而轻利，尚德而黜力，贵和而贱战，具有浓厚的现实批判色彩，追求所谓的纯粹王道政治外交；后者言义不忘利，尚德不黜力，贵和不寝兵，主张务实王道政治外交。
以法家为首，包括兵家与纵横家的政治哲学与战略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的现实派，其中法家着重于政治领域，兵家专注于军事领域，纵横家则擅长于外交领域，其共同特征是坚信人性为恶，反对空谈仁义道德甚至加以根本否定，崇尚实力、暴力、谋略与权术，主张霸道的政治外交。
儒家理想主义与法家现实主义两大体系之间冲突对抗的结果是，由荀子所开创的务实王道外交兼收法家等现实派若干合理成分，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中占据了首位。可以说，荀子一派的务实王道既是儒家又不全是儒家，因为它在儒家基础之上还有效地吸收了以法家为首的现实主义霸道政治的合理成分，并由此而构成了中国古代外交哲学一分为三的格局：融合众家之长、理想与现实并重、占居首位的务实王道睦邻外交（汉、唐及清前期）；耽于道德理想、鄙视实力与利益、占居次席的纯粹王道睦邻外交（宋、明）；根本否定道义、一味强调实力且唯利是图、仅居末位的霸道强权外交（秦、隋及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