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现当代外交哲学的守成与革新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一代表，毛泽东在中国传统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大量地吸收马列主义，并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毛泽东外交战略思想。毛泽东外交哲学充满了马列主义特有的批判精神与辩证法思想，例如其矛盾论、阶级斗争学说、三个世界的划分、力量对比的方法等等，而其过失则是有时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分歧，过于强调对外斗争。周恩来的外交哲学与毛泽东既有相似之处，也有明显差异。周恩来的外交哲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民族智慧与世界潮流、国际惯例完美结合的产物，也更具开放性、适应性与可行性。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二代表，邓小平外交哲学的根本特点是实事求是、灵活务实，例如他对中国国家利益的高度重视、对时代主题的敏锐感觉、对国际格局的深入洞察、对中国总的发展战略的心中有数，以及后来及时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等等，显示了他敏锐的时代感、深刻的使命感与长远而清晰的战略眼光。
作为新中国外交哲学的第三代表，江泽民外交哲学主要是对邓小平的继承与发展，包括进一步明确中国崛起与多极化的战略目标、对全球化的深刻认识、对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等等，其根本特点则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三）中国外交哲学前瞻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外交哲学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面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面对国际格局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衍生出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为了实现中国的完全统一、真正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迫切需要对中国古代及现当代的外交哲学进行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进一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从而在推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同时，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施加有益影响。而具体到中国传统的外交哲学，则应坚持“存纯粹王道之理想、反霸道强权之行径、取务实王道之神髓”的基本原则，把中国优秀的睦邻外交传统发扬光大，将中国古代睦邻外交中“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思想与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有机结合，尤其应对务实王道传统加以更新改造，做到古为今用，使之继续服务于中国在21世纪的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
三、对当今国际体系演进的历史哲学思考
历史哲学主要包括历史本体论（历史的本质）与历史认识论（如何认识与研究历史）两大部分，其目的则是探求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演变趋势。如果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的睦邻外交，将其放在广义国际关系史与国际体系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来看待，我们就能够更深刻地体会出中国睦邻外交的超前性与历史价值及其对当今国际社会的启示，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际体系本身的演变规律与发展趋势。
国际体系是由不同国际行为体（含国家）彼此互动所共同构成的国际关系整体和总的国际系统，它是在国家产生之后并进行相互交往之时开始形成的。国际体系的本质是根本有别于国家内部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即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各个国家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本质是一成不变的还是逐步演变的？对此，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主要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拘泥于狭义的国际关系史，认为以无政府性（其特征是混乱无序及国家间无休止的争权夺利）为本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悲观地认定这种无政府性是一成不变的。[4](P.73-76)与此相反，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则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一分为三，并抱持体系进化的乐观看法。例如亚历山大·温特就指出：“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每一种都是由关于自我和他者关系的不同社会共有观念结构建构而成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逻辑：(1)霍布斯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敌人’角色，敌人是没有生存和自由的权利的。结果就是以纯粹‘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国际关系。(2)洛克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竞争对手’的角色，竞争对手是有着生存和自由权利的，但是不具有免于暴力的权利。结果就出现军事竞争，有时也会爆发战争，但战争会被控制在有限范围之内。(3)康德文化。在这种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相互定位是‘朋友’角色，朋友之间相互承担义务：不使用暴力解决争端，在出现侵略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结果就是多元安全共同体和集体安全。……一切都要取决于国家之间共有的观念结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5](P.41)温特还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确立作为洛克文化形成的标志，他认为国际体系在总体上是沿着霍布斯无政府状态→洛克无政府状态→康德无政府状态的发展线索而演变进化的[6](P.143)，当今国际关系的主流是洛克式的无政府文化，而在局部地区则已经产生了康德式的无政府文化，他并说：“霍布斯文化时期是过去，洛克文化是现在，而康德文化则会是将来国际社会的主导特征。”[7](P.9)
笔者认为，温特关于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的具体区分与进化的观点有一定道理，只是其以观念与文化决定一切的看法太过偏颇，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而巧合的是，温特的三种无政府文化与中国古代外交思想的三大流派刚好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即霍布斯文化对韩非子的法家霸道思想、洛克文化对荀子的务实王道思想、康德文化对孟子的纯粹王道思想，这也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古代外交与政治思想（尤其是王道睦邻外交思想）的早熟与历史超前性。
笔者还认为，应该以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性国际关系来逐步超越主权国家本位的国际关系，以整体全局的思维方式逐步取代基于个体国家的思维定势，以和平合作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用宇宙的宏观眼光来看待地球上所发生的国际关系，从而逐步超越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摆脱国际关系权力政治的恶性循环。应该努力培养“地球村”意识，宣传各国同舟共济、同“球”共济的合作精神，并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导向公平健康的轨道。对此，中国睦邻外交传统所包含的政治智慧（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能够提供有益的启示，而只有将其与西方所倡的主权平等观念、以及着眼于世界全局的全球治理等进行有机的结合，才能逐步克服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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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向阳.中国睦邻外交：思想·实践·前瞻[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
[3]孙家洲.论中国古代的盛衰巨变[N].光明日报，2003-06-24(B3).
[4]苏长河.即将到来的大国冲突？——《大国政治的悲剧》及其思考[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4).
[5]［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秦亚青.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读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J].美国研究，2001(2).
[7]秦亚青.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温特及其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J].欧洲，2001(3).
【原文出处】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4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