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的宗教情结

对苦难的病态崇拜

路遥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中个人生命体验投入相当多的充满激情的作家，他潜在的宗教情结自然会影响他的小说创作。事实确实如此，路遥的小说在主题意蕴、人物性格和命运等诸多方面，都充满了浓郁的宗教意味和宗教情怀。

如果说路遥的小说是以一种雄浑激越而又悲壮苍凉、深沉凝重的情感叩击读者的心扉，赢得了它应有的声誉的话，那么在这情感中，那最为醇厚浓酽的部分就是作家对自身苦难的默默承受和对民族苦难的深刻理解，是苦难筑起了作家崇高而壮阔的精神荒原。宗教情结在路遥及其作品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恋苦情结”和以虔诚浓厚的宗教心态确立的“土地崇拜”和“土地意识”。路遥对苦难的理解甚至达到了一种病态的崇拜，在他身上忍受苦难和制造苦难的冲动一样强烈。有论者认为，“现代作家在融合宗教文化与现实人生的思考中有一个比较集中、比较突出的命题：即认同苦难而又寻求对苦难的超越。”,路遥的小说恰恰蕴含着这样的主题意蕴。

路遥小说中的人物魅力，大都是通过忍受苦难而体现出来。在《人生》、《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困难的日子里》和《平凡的世界》这些优秀之作中，他实际上是将苦难看作高于苦难的东西，使苦难成为一种生存的需要。高加林、马建强、孙少安、孙少平这些人物，哪一个没有经受艰辛生活或心灵痛苦的磨难？这些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既具有承受苦难的巨大忍耐力，又渴望在苦难的磨练中从精神上得到超越。

路遥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也充满了宗教意味。尽管他的艺术思考也是从现实社会和现实人生切入的，但区别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家，路遥的艺术视角更多地表现出了对终极人生和意义的特殊关注，而决不仅仅满足于对一般现实社会人生问题的描写和反映。他的经典之作取名《人生》，其实就有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即使其后被誉为现实主义力作的《平凡的世界》，看似增强了普通人物现实遭遇的细致描写，但实际上这部作品真正的力度依然在于作者对人生命运的总体思考。命运的偶然性、突发性及其不可捉摸性和对命运的迷恋与执着追求，依然是这部作品真正富有感发力和生命力的地方。

路遥小说中主人公的悲剧命运既是社会悲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悲剧冲突”的产物。又是性格悲剧，悲剧主人公是悲剧的牺牲者，也是悲剧的制造者，在他们身上都有挣脱不掉的悲剧性格。同时也共同含有一定的命运悲剧的色彩。所谓命运悲剧，可以理解为带有浓厚的、左右人的命运，无处不在，扑朔迷离，难以捉摸也难以抗拒的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和自然力量对人的命运的一种控制。我们发现，路遥最喜欢的主人公最终几乎都没有逃脱悲剧的结局。高加林命运的沉浮似乎都是被一种偶然因素操纵着，最终事业和爱情遭到了双重失落，只好在暮色苍茫中怀着无限的感伤重新回到了人生的起点。正如阎纲所说“《人生》中偶然的机缘主宰着人的命运”，这种偶然的机缘，“使一个有为的青年难以有所作为，得失荣辱，似在反掌之间”，’/,这其中的确包含着某种程度的宗教意味。但正是这种类似于宗教般的情怀，使作者的艺术思考穿透社会历史的现实层面而深入到人生和生命的层面，从而使作品获得在人生意义与生命状态思考上的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路遥的宗教情结及其作品中的艺术投射启示我们：作家特有的（有时往往是不易察觉的）宗教情结，会给作品带来某种令人神往而又深思的艺术境界。作家有意识地唤醒内心深处的宗教情怀，就会以一种敬畏的、神圣的心情和肃穆、虔诚的态度去重新思考社会、人生中的精神价值问题，去追问自然和生命的本质，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但我们从90年代以来的小说中感受到的，主要是世俗性、情欲性，物质性，很难从中感受到神圣性、超越性以及空灵、飞升的境界，而后者又往往与宗教情怀相关。所以，有意识地强调作家的宗教情怀，对欲望化的文学现状的弊端，无疑具有矫正作用。

（本文摘自贺智利《路遥的宗教情结》.《小说评论》2005年第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