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在纪录片里的人：中国独立纪录片契约精神

2011年10月31日 14:19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王小鲁

字号:T|T

0人参与0条评论打印转发

DV时代发生伦理事件的，较早的有朱传明的《群众演员》，它涉及很多人的隐私。因为此片没有获得正式发行，所以很难从法律上处理。不过此事对导演影响很大，他从此以后致力于拍剧情片。最近明显的事件则是徐童的《麦收》，几位性工作者在镜头前交流工作经验，内容裸露劲爆，她们似乎不知道眼前的摄像机意味着什么。此片在香港放映时，有市民举牌反对，认为导演在“强暴弱者”。其实在纪录片当中，我们并看不到徐童对性工作者的歧视。导演郭熙志说：

“导演不能靠拍边缘题材搏上位，比如拍一个妓女、吸毒者或乞丐，但假如人们看完片子更尊重他们呢？”

《麦收》里的女主角是一个乐观、奋斗的形象，她以自己的肉体换回父亲高额的药费，观众将有感于她的承担精神。因此有学者说，那些质疑《麦收》的观众才是最有问题的，正是他们在内心不把性工作者视作与自己人格平等的人，所以才会觉得呈现她们就是伤害她们。也有学者认为：“那些事情不是她自己做的吗？既然是她自己做的，她就应该去面对自己的历史。”

这些思路都富有智性魅力。但我们不能逼人去面对自我，那都是在心灵密室完成的工作，不能强迫她在广众下进行。关于道德的问题，徐童也做过富有智慧的辩护：创作者过高的道德疑虑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自傲，“从自己心里头挖掉道德优越感，这样才能根本上瓦解掉道德焦虑。”

不要把自己看做一个高尚者，也不能要求所有的纪录片作者都是高尚者。但当涉及实实在在的伤害，我们就必须把一种界限确立下来。《麦收》在国内小范围播放并被介绍到网上后，其中一个被拍者在上网时看到相关资料，很快她的秘密又被男友发现了，对方限制了她的自由，并把她关了起来。导演此后取消了该片的所有公开放映，这个补救做法还是恰当的。

薛鉴羌是年轻导演，他的作品《火星综合症》里有一个镜头，那似乎做了错事的小伙子在窗户前不走，他向导演讨要拍摄他的素材带，导演坚决不给，并把素材剪在了作品里。薛认为纪录片应该勇敢地拍摄自己，要把自我放到镜头里面，或者说“把自己扒光”，但是在类似的作品中，对自己的扒光经常是非常有限的（即使把自己扒光也并不天然获得把别人扒光的权利），他只是非常勇敢地把别人扒光放在了自己的作品中。这个电影放映时，没有任何人谈到被拍者的感受。在关于此片的评论中，也无人对它的合法性进行讨论，大家主要沉浸在所谓的艺术光辉里。只有一位教授对我私下表示失望：经过这么多年电影伦理的学习，年轻人在作品中表现的对他人尊严的漠视令人惊讶。

其实，相当一部分独立纪录片都处于“鬼鬼祟祟”的状态，如果让被拍者看到电影，就可能会发生巨大的冲突，有些作品会激发法律诉讼。让被拍摄者看到作品，经常需要一份坦诚和勇气。如果一个纪录片放映而不敢让被拍者到场，这个纪录片就可能具有潜在的道德风险——我是说“可能”，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如此。正如郭熙志导演所说：

“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个纳粹呢？”

过于强调这样一个维度，似乎是让人沮丧的。在对新奇无休止的追求而没有权利意识的语境里，人们只期待有关“创造力”的交谈，而不欢迎任何阻挡它的力量。于是，应该让某些被拍者走出来与我们见面，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一行动可能会促使创作者自警，还可能增加创作的难度。中国的独立导演在时下仍然处于权力匮乏状态，缺乏传播权和经济回报，可是，我们又是否因为导演的权利贫困就允许他们加剧原型人物的权利贫困？

我相信那些作品一经流传，就将继续存在下去。有的作品早晚要经受类似的检验。最近，于广义导演的新作《光棍》在电视台播出后，片中被拍者（一个性别模糊的村民）发起了诉讼，导演被迫搁置了放映。这证明我们的做法将是非常及时的提醒。20年后，中国独立纪录片应该到了一个自省的阶段。

“年度真实人物”其实是一个“原型人物”的概念。纪录片中的被拍摄者也是“原型”，这强调了被拍摄者（素材）与作品之间某种必然的隔阂。我们说“必然”，就是说，这种冲突不仅存在于中国目前特殊的社会空间，还存在于纪录片本体中，所以“年度真实人物”的设立并非专门发掘某些巨大的伦理事件，而是有一种加深本体认识的动员。我们不提倡一种过于严厉的道德观，那可能会约束创造力。我们也不必然地认定，原型人物的真实比纪录片表现的真实具有更高的权威性与合法性。我们愿意相信：大多数作品与原型的冲突都将增加对纪录片文化的理解，而不是增加法律的诉讼。

二，远未被抛弃的真实

真实性是否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这在某些导演那里是天经地义的，但很多人不再认同这一点。“真实”的设定似乎成了约束创造力的障碍。最近几年，在独立电影节的单元设置上，有人认为应该模仿某些国外影展，把剧情片、纪录片的单元划分取消。取消其实是很好接受的，但是，取消单元区分是否意味着取消剧情片和纪录片的区别？在处理上文提到的伦理问题的时候，的确有人尝试对其作品的属性进行改变。他们说，我这是剧情片，并非纪录片，所以不要拿真实性要求我——这是一些人处理作品中伦理问题的方式。

对此问题，创作者、评论者和策展人的态度往往各不相同。在2007年一次独立导演座谈会上，有学者提倡“纪录片的归纪录片，故事片的归故事片”。发言人还未及深入阐释，会议室就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创作者一般不希望接受那个严明的界限，不希望创作时有太多先验的规定，也往往觉得严格的划分是限制心灵自由的重负，甚至可以说，他们有时无须过于明晰。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评论者却有不同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