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在纪录片里的人：中国独立纪录片契约精神

2011年10月31日 14:19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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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他们极力抹除自我在场痕迹的做法，显示着某种不自信。但最近几年，状况的改观是明显的，纪录片正逐渐展开了两个维度，一个是吴文光为代表并由其工作室极力推广的私人纪录片，它以自我展示和自我治疗为要务。另一种则是初试啼声的社会运动纪录片（如艾晓明的作品）。这都是个性的绽放，是个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张扬。

因此，静观电影既具有中国传统性格，又与社会政治的进程有关。同时，90年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在80年代所秉持的理想，面对底层时更为谨慎。他们解构掉了一种精英化的拯救意识，面对巨大的客体，消除“我见”，表现出谦卑的姿态。于是在作品中把自己的声音尽量收敛起来，反对导演作为更高一级的知识者进行引导和灌输，而给予拍摄对象自发表达的空间，也赋予观众判断的自由。这曾被看作一种民主性的方式而受到广泛赞同，观看前20年的评论，这种方式曾普遍被看做是唯一恰当的。

我们对静观电影具有相当复杂的感情。蓦然回首，我们将发现20年的积累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景观，那种纪录方式对中国20年来的个人历史进行了最为妥善的保存。这批作品数量众多，它纪录了宽广的地域和悠长的时光，对每个阶段中国人具体而微的生存感觉有着相当完整的呈现。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展现了独特的认识功能。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在比较哪种电影方式具有更高的认识能力，其实，如果说纪实主义方式不能保证真实，那么自我反射等各种方式同样不能保证。而静观电影的方式不仅向我们讲述某件事的概括性轮廓，它还让我们充分体验客体的细节，它在发掘这一层面的真实上具有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优越性。20年来，长镜头美学使我们与主要是来自基层社会的被拍者长时间地呆在一起，让我们对他们日常生存的质感进行深入的体验。这是一种具有强吸附能力的电影方式，它所塑造的内视角使中国的影像知识分子与基层社会建立了一份深邃的血缘关系。可以说，这20年来的独立纪录片为中国社会塑造一种与底层同在的心理倾向贡献了力量。

如今我们同时要超越的，还有那种“困境美学”或“贫穷美学”。贫穷指物质的匮乏也指权利的匮乏。这样的匮乏曾促成了大量哀伤的电影，它们的大规模出现具有某种必然性。在这几年的西方影展上，有选片人表示已开始厌倦中国纪录片的这种倾向了。但是我们却无法厌倦，因为纪录片并非飞行器，我们用来乘坐着飞离这卑微的世界。纪录片的美学意志与素材的特性紧密相关。从更广大的视野来看，我们的美学转向也必然受制约于素材也就是现实的内在性。若盲目转向，创作中将遭遇一个问题：素材不支持。

静观电影的导演们虽然行动性和介入性不强，但是他们认真倾听了现实与素材的声音，他们从客体与心灵的真诚交会中生发出创作的力量。中国独立纪录片没有阻断那个声音，而是响应了它的召唤。它们遵守了一份不具有强制性但也因此更为高贵的心灵契约。我乐于描述这个传统，是有感于其呈现中国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以及它们20年来面向中国现实所体现出来的信义感。比较几年前的评论语言（主张客体真实的权威）和今天的评论语言（主张主体能力的发扬），我们的理论与创作思想正在大范围地转变。本文呼唤新的创造力，但希望是在一种契约信守精神的基础之上。

（王小鲁，影评人，CIFF8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