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在纪录片里的人：中国独立纪录片契约精神

2011年10月31日 14:19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王小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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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童在《老唐头》拍摄现场

一，被囚禁在纪录片里的人

本文即将涉及的，是中国独立纪录片目前正在遭遇的几个问题。它包括创作伦理、真实是否该被纪录片超越或者如何超越？？这其中还将涉及中国独立纪录片业已形成的传统，对这个传统的超越是当下创作者的群体性意志，人们要进入一个“后直接电影时代”，他们认为二十年来，直接电影美学统治了独立纪录片的创作。当此伤感和激进的时刻，笔者认为对于那个电影传统，需要获得更多的文化自觉，而非一种简单的告别。

这问题意识的得来，与笔者的工作实践相关。在南京即将举办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第八届）上，笔者作为策展人之一提议设一个奖，后来定名“年度真实人物（原型人物）”，它面向纪录片中的被拍摄者。我们希望被拍者能出现在放映现场，与观众一起观看，并在最后说出自己的感受。这个提议得到其他组织者的支持。它有几方面的考虑：首先为增加社会交流的宽度，拷问纪录片与现实的关系，让被拍者有机会从作品后面“带着他的肉身走出来”，因为他（她）必定携带另外一个层次的社会现实，丰富我们与现实的交集并激发纪录片社会对话的能力；其次是为平衡导演权威阐释素材。创作状态中的作者追求一种完成度和作品性的实现，而被拍者往往在作品结束后就与作品无关了。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虽然体制内销售渠道匮乏，但他们在国内与国际的传播已具有相当的范围，这些作品在地球上旅行，而被拍摄者——原型，却被封闭在了作品中，成为一个被囚禁的人。并非每个作品里的原型都有一种“被囚禁感”，但仍有比例不小的作品中有不恰当的关系处理——如对现实的强行解释（这个判断将取决于某部纪录片的诉求和题材的性质）或对被拍者尊严的无视。观者在很多纪录片的观看中，都能感受到“原型”的委屈感。

中国独立纪录片导演往往被看做弱势艺术家，有些人被看做具有先驱者和道义承担者的角色，因此受到知识分子的爱护。中国独立纪录片在内容上往往精彩纷呈，它的传奇性有时超越了剧情片，人们有时候会对被拍者的坦然配合赞叹不已。这一切的实现，有赖于中国现实以转型期为借口的“景观化”，也经常有赖于中国素材——尤其是底层社会——的可见性与可拍性。

基层社会更少文化掩饰，他们生存活动的“实体性”较强，人性的挣扎往往具有非常直接的外观。另外，他们对于摄影机的感情相当复杂，很多人对拍摄行为和后果的含义是懵懂的。还有一点经常被忽略掉了：由于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大多作品无法在本国获得体制内传播通道，非常规的放映往往使被拍摄者无从看到自己在片子中的形象，即使看到后发生纠纷，也无从保护自己的权利。这种混乱状况反而帮助了某些制作人，他可以更少拘束地完成自己的作品。而这种状态经常导致一种对契约精神的破坏。

纪录片的契约精神包括作者和被拍者之间的契约，这个契约不一定写在纸上，却是存在于人心的微妙承诺，还有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契约——这部纪录片究竟在“哪个层次”上是真实的？这就将牵涉到关于“真实”的争论。真实是不是纪录片的本质属性，目前已成为不确定的事情。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伦理问题在1990年代（新纪录片阶段）与2000年左右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即DV阶段），表现略有不同。第一个阶段的创作者多来自电视台体制，更少江湖气，所以某些问题更为隐晦。有学者曾质疑“新纪录片”导演的道德关切和“人文关怀”，有一种儒家伦理中的“等差之爱”——

“这里的等差之爱是不平等关系中上层对下层施与的单向、无原则的补偿，这种补偿是否合理和适度，只能任由施予者凭借自身的德性修养和习惯偏好支配，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正义法则作为公平的保障。”（刘红梅《什么样的人文关怀》）

笔者认同这个观点，它提出了一个很高的伦理要求。但笔者同时觉得，在质感粗砺的社会，人们包括被拍者往往没有那么细腻的道德敏感。而对导演来说，若对他的道德要求过于细腻，可能会阻碍他的行动力。第二个阶段的伦理问题直接的多，因为DV具有更强的侵犯性，它穿梭自如的特性经常使被拍者心理松懈，忘掉了某些界限。而DV作者也多是“江湖”人——江湖性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种解放，但也有负面的力量。这个时候，一个基本的要求必须被确立下来：导演无权对被拍者的生活造成可以触摸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