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建国：我想看看我的艺术除了时代性还有些什么

在中国当代艺术圈，隋建国一直身兼学院派长老和前卫艺术先锋的双重身份，特殊的创作背景、对艺术语言的开拓性探索与对时代特色准确的把握能力，使隋建国挤身于中国一线艺术家行列，也有当代艺术“劳模”之称。从小就是好学生，又当了一辈子好老师的隋建国，坦言自己是个精英主义者，而在他最新的被称之为“总结性”的创作中，我们似乎可以一窥一个从毛泽东时代出生，有着强烈家国情怀的艺术家，在经历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起起伏伏之后，为自己挑选的一条精神归宿。

2014年4月，隋建国工作室的工作台上，放着他随手捏出来的一些小泥塑作品，说随手，真的是随手，不看、也不想，拿在手上随便就捏，放下就成。问他：你这样捏出来的东西，跟三岁小孩捏出来的有什么不一样？他微笑并很快回答：是一样的。显然，他对这种质疑早己了然于心，或者早己回答过多次了。

雅昌艺术网：在泥塑这批作品里，您到底在寻找什么?

隋建国:　我想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总结性的作品。我想“清理出一块平地来”，看看我的艺术除了时代性还剩下些什么。

雅昌艺术网：你觉得时代性，或者说特定的历史背景对中国当代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

隋建国: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欧美人看来，其实就是处在一个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的必然过程中。别人这样发展过来，你是后发展的国家，所以你既没有新问题，也没有新答案。西方人始终觉得：你们谈的不是艺术问题，是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对每一个搞当代艺术的中国人来说，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我还能做什么，我做的东西有何意义。当你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意义，唯一的办法是只能做做试试，所以我们把意义放在各种不同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上，如果有什么可能性，可能性也只能在这个上面。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现在想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雅昌艺术网:　89年后，您开始奠定比较成熟的作品风格，但那前后的作品，从《卫生肖像》到《地罣》，变化还是挺明显的，那个期间，您的思想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

隋建国:　89年前夕，我正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那时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类似末日前的狂欢，每个周末都有舞会，有点病态，情绪上有种恶的东西在里面，类似于破坏欲，压抑了要暴发、要变，其实那时候思想是最活跃的时候。86年我刚到美院的时候，头一年没有教室，那时候就到处参加活动，几乎天天有事，出去跟这个谈，跟那个谈。那是动荡前夜的状态，每天都很亢奋。

我还是有很重的家国情怀的，89年，我也广场上流过泪，喊过口号，那段经历对我的创作影响是巨大的，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从王府井的校区一出来，看到长安街上的柏油路的坦克履带印，眼睛就会发酸。后来为了逃离这种感觉，带学生去了山里，在那里砸石头，用一种自虐的方式，咂摸那种内心的沮丧感。

石头很难打，开始不会，硬头头皮砸，砸着砸着一天一晃就过去了，突然间一看，石头竟然有了形状，感觉这个时间和汗水都进入到石头里了。于是突然领悟到：艺术这个东西，你不把生命消耗到，它是不会变成作品的。这一下就让我离开了原来做《卫生肖像》时的那种状态，那个东西好像还是在说别人、批判别人、不满意啊什么的！但一打石头，才发现你根本没有什么理由对别人不满意。石头沉默不语，但其实很硬，你要打它，它会在无言中跟你对话。于是它变成人格的力量和美德，批判前面的浮躁，知识分子的那种轻浮。

雅昌艺术网：《中山装》被评论为用写实雕塑的手法进入当代艺术的典范，在创作之初，有没有特别想过，中山装是一个政治符号？

隋建国：我从做石头，背离了学院、逃开它。到后来做《中山装》，用写实的方法解构写实，其实在我自己，都未必想到要去挑战什么，我只是这样就做了。从93年威尼斯大展，中国艺术家开始关注国外的东西，国际展台上几乎没有写实雕塑，大家都不敢沾。到了07、08年，英国雕塑家安东尼.葛姆雷到中国做“亚洲土地”那个展，在798 跟中国前卫艺术家交流，我们故意难为他，跟他开玩笑说：你那个人体不就是写实雕塑吗？安东尼一下急了，立即很严肃地反驳我们：‘我不是写实雕塑，只有纳粹才是写实雕塑。隋建国还在学院里教写实雕塑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欧洲，包括美国，他们认为写实雕塑是最容易被极权当工具使用的一种形式，所以他们都不愿去沾写实雕塑。但这个背景中国人不知道，中国家批评家也觉不出来。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用写实手法做当代艺术是很难的。

雅昌艺术网：你曾经说过你对毛主席的情感是最复杂的，后来，你做了《睡觉的毛主席》，你觉得完成了这个作品之后，这种复杂性被消解了吗？

隋建国：没有。现在来看，我很难把我所接受的毛泽东的影响，变成一个正面的东西，但是我也知道这些影响，它一定是在我脑子里起作用。这个作用在我知道的时候，我会想办法去阻止它，但我不知道的它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不自觉的作用。而且我发现这种不自觉，其实是一种普遍性。《睡觉的毛主席》当时在今日美术馆展出，放在顶楼的最角上，我站在旁边观察，观众顺着楼梯一上来，老远就能看到毛主席躺在那儿，一看见毛主席一下就严肃了，大家一般在这个屋里转上一圈，都屏住气，很快轻轻地走下楼梯。在旧金山展的时候，开幕来的多数是老外，他们也都悄手悄脚的，我觉得挺奇怪。旧金山展览那次，还有一段小插曲，我夫人那天第一次到美国，护照出了点小麻烦，被FBI扣下刁难了半天，她没受过这种委屈。结果后来她一到展场，一看见毛主席，哗一下眼泪就出来了。呵呵，她肯定心想，毛主席在的时候咱没吃这亏（笑）。

雅昌艺术网:　创作在《中山装》应该说是您完成了一次转型，现在做的泥塑作品跟《中山装》这个阶段的作品来说，应该是又一次的转型，这之间的递进关系是什么，怎么把它串起来？

隋建国：《中山装》是一次翻转，而现在是在翻转的基础上的另一次翻转。因为在《中山装》之前《地罣》、《殛》这些作品，特别有自己的情绪、特别闷骚，当然那个情绪很大程度跟八九事件有关。一直到到了九五、九六年，我突然发现，怎么到现在我还在那个情绪里？好像有点太矫情了，我就想出来。而且这期间，我的作品在亚洲各地展览，在跟日本、韩国这些地方艺术家接触时，我发现我其实比他们做得好，我有了某种自信，我觉得既使你给我一团棉花，我也可以给你把那种沉重的感觉做出来。这个时候，我就想变。

当时在日本大阪参加一个展览，有一个女策展人问我“你一直在学院里教写实雕塑，你自己怎么不做写实雕塑”我当时被问住了。回来后，我就认真思考，然后就有了《衣钵》这个作品。它是完全没有个人性的一种雕塑。

人们总在寻找个性，寻找激情。罗丹是强调个性与激情的，如果把罗丹的作品放在北京，好多人可能就不想做雕塑了。二十世纪初，罗丹到美国做完展览回到欧洲，一下红了，所有人都来学他，包括布朗库西，贾科梅蒂这些大师级的雕塑家。但他们后来都醒悟到，罗丹是没办法学的，他是不可超越的。这种醒悟导致了现代雕塑的产生。

做泥塑，罗丹是到顶峰了。他最后也到达了一个境界，有点像中国水墨的大写意，像黄宾虹用宿墨画山水来表现他那种独特的感觉。罗丹晚年眼睛不好，在邓肯的回忆录里，罗丹常常动不动就想用手摸她，他想通过抚摸找到人体运动产生的起伏。最后他放开了，他把捏泥本身变成了一种目的，他的目标不再是人体，而是泥塑本身。而说到泥塑本身，我2008年找到了一个最纯粹的方法：你看，做泥塑，捏这一下这不就成了吗？这算是跟罗丹的一种对话。

我其实想通过泥塑要表达的是一种来自内部的创作，因为整个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就有一种传统，他们把艺术品，无论绘画、还是雕塑，都当做是一个“对象”，一个外部的东西。

中国的传统雕塑里，有一种东西，它就应该叫“小把件”，包括人们配带的玉石，摆件，拿在手上把玩的一些小玩意儿，这个东西是全世界其它国家没有，只有中国有。这跟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它是在我手心里完成的，我不看它，不仅是因为我看它容易做错，主要是因为它不是我身外的一个东西，它是内部的。我没有把它像一般雕塑那样当一个“对象”来看。那么，如果它不是一个对象，那它是什么呢？这是我想提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是雕塑？

所以，我说现在我做的这个东西是对《中山装》、《中国制造》之后的又一次翻转，从外部走向内部；从完全不留个人痕迹，走向个人痕迹即是全部，但这种个人痕迹跟过去的又大不同。

雅昌艺术网:　所以您现在更多的是想超越时代性，回到个体内部。

隋建国:　可能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点。我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是： 我的艺术是否仅仅因为时代性而有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价值吗？或者说“时代性”只占一半，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我想追求的艺术。就是西方人说的其实中国人没有在干的那个东西。时代性，就是那个时代过去了，这个东西就没有价值了，但是像彩陶的造型、青铜器的纹样，你完全不知道它的含义，但是也能让人觉得它很好。说直白一点，这个东西扔在马路上有人捡吗？会有人觉得它好吗？最终回到艺术本身的还是这个问题。

雅昌艺术网:　您过去的作品里，一直有“对抗性”的因素，有矛盾、有冲突，这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时代性，我很想知道捏泥这批作品的对抗性在哪？

隋建国:　这里面如果说有矛盾，就是：当你不在意对错的时候，它怎么就对了呢？我现在比较着迷这个东西。

雅昌艺术网:　听您这么一说，我现在又觉得这个东西它还是有时代性。

隋建国:　对，有一点不自觉的渗透，因为你在这个时代里生存。

雅昌艺术网:　您刚才说现在手头做的作品是一个总结性的作品，那么如果要您给自己这半生的艺术创作打打分，您会打多少分？

隋建国: 自己无法给自己打分。如果你非要我打，不能打及格吧。我觉得四、五十年代生的人，一开始就废了。司马迁写过一篇《报任安书》，任安求他帮忙救命。司马迁在信里先是诉说了自己的压抑和痛苦，然后他说：按说我活都不该活了，但为什么还活着呢？因为他要做他的事，他必须要活下去。用他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为了干这个事，必须活下去。我觉得我们这代人里的知识分子应该都能理解司马迁，这代人大概从根上就先天不足的，你的对抗己经是无奈了，但没办法，谁让你遇上了呢！就像假如你遇上了迫害犹太人的时代，你又是个犹太人，那你怎么办？这就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