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俗礼仪之拜年

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或许只有在春节里，我们才能看到现代人抬起双臂作揖的动作。这正好能说明，拜年是春节当中最重要的礼数之一。

年节通过仪式经历了送旧迎新的过程，严肃的送与愉快的迎是一个前后衔接、相互依赖的过程，旧年去了，新年才生。拜年庆贺是传统社会上下普遍的新年仪式，人们在通过旧年之后，重新获得生活时间，以相互礼拜的方式，庆贺新生。

中国传统社会君臣百姓拜年有一定的规矩与次序。从朝廷来说，沿袭上古告朔之礼，元日举行盛大朝会，皇帝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是汉朝以来就有的时间政治传统。君臣度过年节之后，重新归于政治秩序之中，并以臣僚拜贺方式再次确定君臣之义。因此官方重视新年团拜，它是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就民间家庭拜年次序来说，先拜神灵、次拜祖先，再拜长辈、尊辈，然后家内成员互拜。汉代《四民月令》记载，在正日祭祀之后，家人依次列坐先祖之前，“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然后拜贺宗族兄弟、乡党耆老等。拜年庆贺的家庭仪式历代相沿，唐宋人“往来拜节”，明清拜年贺节风气更浓。

清晨迎来新年后，接着是贺年、拜年。顺序是先家内，后家外。明代“京师元日后，上自朝官，下至庶人，往来交错道路者连日，谓之拜年”（陆容《菽园杂记》卷五）。明代京城拜年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见面跪拜。如果人们在路上见到亲友也会下车，在路中叩头拜年。明北京宛平人，晨起由家长率家人奴仆，拜天地、祖先，给上辈祝寿，然后互拜。并用三牲熟食祭祀，纸钱供于祖先牌位前。然后打扮出门给亲戚朋友拜年。士庶人等向亲友拜年，多是实心实意。

另一种拜年是一种虚套的礼仪形式。明朝中期京师有所谓“望门投帖”之俗。一些朝官之间的往来，讲求礼仪形式，如东西长安街，朝官居住最多。至此者不问识与不识，望门投帖；有不下马，或不至其门，令人送门帖者。（《菽园杂记》卷五）门帖，类似今天的贺年片，据说宋代就开始送节日贺卡。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说：“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明代杭州特别重视元旦，“今海内士庶咸重岁首，而庆拜往还，举酒相祝，惟吾杭最盛。”当时有谚曰：“老子回头，不觉重添一岁；孩童拍手，喜得又遇新年。”可见民间年节老少欢愉情景。（张瀚《松窗梦语》卷七“时序纪”）有一首小词道尽明代杭州民间元旦风俗，“接得灶神天未晓，爆仗喧喧，催要开门早。新褙钟馗先挂了，大红春帖销金好。炉烧苍术香缭绕，黄纸神牌，上写天尊号。烧得纸灰都不扫，斜日半街人醉倒。”

清中期，北京人贺年、拜年之俗，沿袭明代。清晨，士民之家，着新衣冠，肃佩带，祭神祀祖，焚烧纸钱，阖家团拜后，出门拜年贺节。有“具柬贺节”，有登门揖拜。晚清“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入朝朝贺”。然后，百官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道路人员往来交错，真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之盛。（《燕京岁时记》）

清代苏州贺年、拜年习俗，《清嘉录》记载甚详。放过开门炮，就是拜年。男女按辈分给家长拜年之后，由长者率家人晚辈出门拜谒邻居亲友，也有的指派子弟代家长前往庆贺，谓之拜年。就是终年没有往来的，这时也互相往拜于门。人家在门首设一记事簿，专记拜年客姓名，这种记事本，号为“门簿”。当时还有“飞帖”拜年的习俗，家长大多并不登门拜年，而是让仆人将拜年红帖送到亲戚朋友家，回拜的人同样遣仆人送帖，这种往来送帖拜年的习俗，称为“飞帖”。人们为了接帖方便，新年时就在门上粘一个红纸袋，写上“接福”二字，或者称为“代僮”。拜年帖，在清初用古简，康熙中，则换成红单，只书某人拜贺。拜年的时间一般不得过初十，过了初十，就有慢待的意思。丧家拜年要迟五天开始，否则就是不知礼数。

旧时拜年强调家族关系，拜年的过程就是家族关系的强化过程。江西东乡横路何氏宗族每年正月初一都要进行团拜。团拜并不仅仅限于一个族院，而是在整个横路何氏宗族中进行。团拜按照宗谱中记录的长幼伦理秩序递进，即晚辈向长辈拜年，小房向大房拜年。辈分顺序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