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的阴影正在重新显现，警醒的鲍曼却已故去

2017-01-12 12:36 凤凰文化泊儒

导语：格林威治时间1月9日，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位于英国里兹郡的家中安然辞世，享年91岁。作为当代性与后现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鲍曼以对大屠杀的反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而著名，又因率先宣告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社会来临而被视为后现代的预言家。在评论人泊儒看来，鲍曼其实是一位反现代的后现代思想家，他要在这个多元、流动、不确定的时代，延续其现代的关怀。鲍曼在纳粹德国那里看到了现代性危机的雏形，又通过苏联实践的失败，开始反思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在他的洞察中，大屠杀不是社会异常或功能失调，恰恰是现代社会的“正常”现象，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只要社会的理性化趋势不接受控制，大屠杀就可能再次发生。而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已成主流，人们不再相信有一套绝对的宏大理论，以拯救之名行灭绝之实的危险看似逐渐淡去。但暧昧和不确定是唯一确定的道德姿态，人类正在陷入新的精神上的孤立与隔绝中，我们并未由此变得开放和包容，同时个体化成为特征，人们放弃了对他人的责任，大屠杀的阴影于是重新显现。“后现代”存在的问题，让鲍曼重新思考今日与昨天，他提出“流动的现代性”凸显现代性在当下的延续和断裂。鲍曼对人类社会始终保持乐观，始终抱有对宽容和社会正义的信念，在他的理想中，人既要坚守自我的位置，也要负起对他人的责任，理性化的趋势要受到限制，但理性本身不应就此抛弃。

缅怀一位学者最好的方式，是阅读他的文字，聆听他的思想，让他的生命在纸端、在心底永远存活下去。齐格蒙特·鲍曼——当世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2017年的开端离开了，但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还将在这个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织的世界中继续陪伴着我们。如果一定要对他做个总结，鲍曼不应被视为一位反现代的后现代思想家。相反，他要在这个多元、流动、不确定的时代，延续其现代的关怀，尽管他所使用的词语常常让人迷惑。

作为犹太人的知识分子

1925年11月，鲍曼出生于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犹太家庭，在贫困和反犹的气氛中度过了童年。这位思想家对于现代文明的全部关怀，早已在这里埋下了最为深刻的根源。尽管鲍曼的思想已远远超出了犹太人一词所能涵盖的范围，为整个世界各个民族的人们所共享，但犹太人的身份，无疑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原初动力。这一身份，虽曾屡屡为他的人生招致不幸，却也成就了他毕生的思想。

1939年，在英法苏对德国警惕的外交行为之后，波兰这片土地还是成了纳粹德国早期侵略行为的牺牲品。希特勒入侵波兰之前月余，就对国防军指挥官说：“对待任何具有波兰血统的或说波兰语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要不带任何怜悯和仁慈”地杀死，要“及时消灭危险因素”，波兰的“一切都必须清算”。“净化高贵的雅利安血统”，这是鲍曼在纳粹德国那里看到的现代性危机的雏形。

9月，鲍曼一家迁往苏联，逃避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但在精神上，他永远不能逃避。二战期间，鲍曼加入苏联领导的波兰军队，并因军功被授予十字架荣誉勋章。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鲍曼都以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著称。

1953年，因父亲的牵连——鲍曼的父亲曾被目击前往以色列大使馆询问移民以色列事宜——犹太人的身份再一次给鲍曼造成了障碍，他被迫离开军队，并在1954年前往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由此开始其学术生涯。尽管倾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但鲍曼对波兰政府的批评，却使他始终无法得到他应得的教授职位。

1968年，波兰兴起大规模反犹运动，鲍曼携家人，与千千万万的犹太人一起，又一次开始流亡。他虽前往以色列，却始终不认同于犹太复国主义。在1971年，鲍曼接受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的邀请，从此定居英国，并以英文发表学术著作，逐渐取得了世界级的声誉。

鲍曼最负盛名的研究，有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苏联实践的失败，让鲍曼开始反思社会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他曾经相信现代意识形态的宏大承诺，相信民主会给予人民权力，科学会给予人类信仰，社会主义会带来平等与自由。但正如韦伯对社会主义与科层制关系的看法，鲍曼也发现社会主义不仅不反对现代性，反而是现代性最忠实、最实在的朋友，它同样追求将一个仔细设计的、理性化管理的、彻底的工业社会付诸实践。鲍曼由此转向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后现代性的提倡。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他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只是他的主要关注点发生了变化，相反，后者依然是他看待世界的主要方式之一。

鲍曼是最早指出所谓“后现代社会”到来的学者之一。早在90年代中期，他就明确宣告了一个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的社会来临。他立足于现代性之外，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力图以此揭示现代性那些隐而未彰的真实。在此基础上，他详尽描述后现代的社会状况，主张建构后现代性的社会学和伦理学。

但在晚期，鲍曼的激进立场有所缓和，对后现代性一词持保留态度，转而使用“流动的现代性”来描述当下社会，意在更加凸显现代性的延续和断裂。即便如此，鲍曼所关心的问题并没有根本变化。现代性也好，后现代性也罢，诸种名词与概念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他对我们所处社会的认识，和身在此社会下的人的处境。他的一生，屡屡因犹太人的身份而遭排斥、被流亡，大屠杀则是这一处境的极端化。这一不幸的遭遇，不断促使他去关注——作为人，我们应该如何在今天的社会有尊严地生存，并由此肩负起对他人的责任。这是我们为何选择《现代性与大屠杀》，作为把握鲍曼思想的一把钥匙的原因。不过需要说明，尽管鲍曼晚年对现代性的看法有所变化，但即便是早期，鲍曼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延续性的强调，包括对后者的反思，也遍布于其论述之中。

“美丽”的现代性花园：作为社会工程的大屠杀

《现代性与大屠杀》作于1989年，部分受到他的妻子回忆大屠杀的作品《晨冬》的启发。如大屠杀这种耸人听闻的事件，我们早已习惯了将其视为一种历史的偶然，一种与己无关的意外。于是我们就能甩甩手，继续埋头于上司吩咐的事务，沉醉于安全自得的自我娱乐。殊不知，危险就潜藏于此间。鲍曼则认为，大屠杀不是社会异常、不是功能失调，恰恰相反，它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正常”现象。大屠杀中的旁观者、迫害者、受害者，无不是如我们一般耽于日常生活的普通人。事实上，没有现代性的发育，就不会有大屠杀，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条件。而且，只要现代性继续下去，只要社会的理性化趋势不接受控制，大屠杀就可能再次发生。

何以如此？一般而言，对大屠杀的一种常见态度，是将之视为欧洲反犹主义的顶峰，认为大量对犹太人怀恨在心的人聚在一起，共同完成了这场震惊世界的暴行。但事实绝非如此，大屠杀中无数的参与者都是对犹太人并无痛恨的普通人，甚至受害者自己也以其合作促成了暴行的完成。阿伦特已经指出，大屠杀中充斥着常人放弃自己思考的“平庸之恶”。鲍曼则要将它与曾得到广泛歌颂的现代性联系起来，以对大屠杀的反思来系统地批判现代社会。

与历史上众多基于激情和仇恨的屠杀不同，大屠杀是冷静的、例行化的社会工程的一部分。上帝逝去，王位空缺，对自身理性的无限信赖，使现代人的野心和自信达到顶峰，人要为世界立法，设计一套完美的秩序，规划和改造整个世界。鲍曼反讽地说，这是一种“伟大”的园艺观。世界如同一个大花园，有一位伟大的园丁，为这个大花园设计了一套完美的秩序。完成这样一项伟大的事业仰赖于一套理性化的科层制治理，现代化的劳动分工和专业技术下，完美的设计被一层层地划分为一个个如零件般微不足道的命令，每个人只需要完成自己的那一部分，便可完成整个事业。这听起来是如此地诱人。可是结果呢？手段成为目的，所有的行动变成无善无恶的中性表达，而作为那位“伟大的园丁”——希特勒——设计的未来没有犹太人的位置，于是大屠杀便以冷静、中性的方式悄然发生，因为消灭犹太人不过就像剪除花园里的杂草一般。于是，美丽的花园成为人间的地狱。

另一方面，这项社会工程所关涉的个人服从于规则和制度，服从于理性的考量，放弃了自己对他人的道德责任。通过明确定义和区分犹太人群体，通过将犹太人清理出视线，大量的“正统”的德国人作为旁观者，确信袖手旁观则自身利益不会受到损害，施以援手反而充满巨大风险。在理性的考量中道德遭到消解，较少数的实施迫害者，则挣扎于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何去何从间。现代性的发育，国家垄断了暴力，人们只要干干净净地坐在办公室，将一个个的人化为一个个的数字，毒气和机械便会自动完成未竟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受害者也在理性的考量——为保全生命，牺牲自己的财务和劳力；为保全更多的生命，牺牲更少的生命；为保全自我，牺牲同类。他们的配合，使这项“伟大”的现代性工程得以用极小的代价和极高的效率完成。

“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最终使得大屠杀得以发生”。大屠杀是现代性之各种病症的集中展现。事实上，鲍曼关心的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大屠杀，他要以此来系统地反思现代性种种隐而未彰的、存留至今的恶端。今天，它们也许不会产生大屠杀，但谁又知道它们会产生什么呢？

现代性花园的坍塌：“后现代”下的孤独个体

今非昔比。纵然现代性的种种还残留于今日社会，潜伏于日常生活，世界终究已发生了巨大变化。鲍曼是最早指出这一变化的学者之一——大花园坍塌了，“伟大的园丁”离开了，人们不再相信一套普遍的秩序能涵括整个世界。今天的世界大花园已分解为数不清的小块土地，每块土地上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小秩序。世界满布着博学和流动着的园丁们，知识分子不再是普遍意义上为世界立法的形象，而成为在不同的群体间进行沟通与交流的阐释者。多元文化已成为世界的主流，方便起见，我们姑且称之为“后现代。

如果说现代性的特征是对理性秩序的无限追求和建构，甚至不惜以此为借口来实施种族灭绝。那么在“后现代”，由于世界变得多元，各种地方性的、通俗的、相对性的文化与亚文化都拥有了一席之地，人们不再相信有一套绝对的宏大理论，以拯救之名行灭绝之实的危险已逐渐淡去。在一定程度上，这显然是令人欣喜的变化。但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后现代”的主要目标，是揭示各种视野内在的多元性和互补性，暧昧和不确定是唯一确定的道德姿态。“后现代”主义者们以此来拓宽我们的视野和生命的多重可能，但现实里，人们往往停留于单纯的阐释，只是对流动的、多元的特征，或各种地方的或情景化的特征进行描述。但在鲍曼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不应该放弃“理性思想汇合的启蒙梦想”。我们所需要的是在“后现代”的状况下，在承认多元和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恢复世界的整全和人类的团结。这是鲍曼借助对“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区分，以及后来搁置“后现代性”，转而提出“流动的现代性”的主要关怀。

换言之，生活于“后现代”的我们，给予了多元、地方性和不确定性以极高地位，文化相对主义亦成为普遍共识。但与此同时，我们常常沉迷于小片的土地上所生长出的植物，对地方性和独特性做无限的描绘和阐释，却忽略了它终归还是大花园的一角；而且既然所有知识都不过是各种各样的阐释，激进者进而试图将一切东西都归结为人类的建构，沉迷于空虚的自我。

再换言之，我们并未由此变得开放，能够去真正欣赏、尊重、乃至吸收其他人看待世界的方式；相反，人类陷入新的精神上的孤立与隔绝中，个体化成为全球化时代最显著的特征。个体以自我为中心，把最大的关注都朝向了自我，却丧失了对他人的兴趣和责任，丧失了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和团结。政治意义上的公民和道德意义上的人同时面临着威胁。

于是，大屠杀的阴影重新显现——也许它从未离开。如果说，现代性之下，犹太人遭到屠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伦理压制了个人道德，服从理性的技术责任取代了自己负责的道德责任。那么，“后现代”消解了伦理的绝对性，带来了道德的相对性，却又引发了新的个体化的问题，人们沉溺自我，却对他人漠不关心，放弃了对他人的责任。这从另一个方向指向了大屠杀。于此，鲍曼对大屠杀所提出的解决之道仍有其意义却尤难坚守：“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要无条件地承担起他的道德责任。”道德存在的意义，不是遵从一个绝对的伦理规范，而是在永无止境的摇摆不定的困惑中，在一切无法挽回并且无法更改的矛盾情感中，承担起自己对他人的责任。

这是一个永不停止的反思者形象，同时也是鲍曼愈到晚年愈努力坚持的形象：“流动的现代性的时代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批判的工作没有限制，也不能达到终点。”自90年代末，鲍曼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后现代”本身存在的问题，而对现代性的看法则越加宽容，他越来越强调其早期要在新的条件下重新延续现代关怀，即其“后现代性社会学”的追求。他最终选择以“固态的现代性和流动的现代性”取代“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对概念，一大原因便是发觉尽管他区分了“后现代性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学”，并强调前者与现代社会学的连续性，而反对后者，但这一区分往往不能为人理解，人们总是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者混淆起来。

“后现代”时代的现代主义者

尽管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存在着各自的问题，但却不意味着鲍曼对世界秉持着一种悲观想象。恰恰相反，尽管成长于反犹的高峰期，并屡屡因为自己的犹太人身份饱受各种屈辱与苦难的折磨，鲍曼却始终抱有对宽容和社会正义的信念，像马克思一样始终对这个世界的未来保持着乐观。对那一天，他满怀着美好的想象：

“这是团结起来的人类看到日出的那一天，那个时刻。人类的磨难已经结束了。现在整个世界，这个星球上的人没有不殷切希望自我实现，他们渴望健康、财富和自由。这里将不再有奴隶；不再有贫困；不再有人生来就低人一等；不再有漫长绝望的监禁；得不到科学的全力帮助，以及利益相关且行有余力的监护人的侍奉。世界将按我们的意愿展现在我们面前，完全在我们的力量与想象可以把握的范围之内。”

在当代欧洲的移民问题上，鲍曼强烈地反对政府“筑墙而非架桥”的处理，很大程度上与其自身犹太人的处境相关。孤立和封闭不会带来人类的团结，相反，真正的人类团结是人们不仅意识到“人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同一个世界”，还能去真正地欣赏和尊重他们。人既要坚守自我的位置，也要负起对他人的责任。同样，理性化的趋势要受到限制，但理性本身不应就此抛弃。“伟大的园丁”故去了，但园丁们不应就此成为虚无，他们要在承认多元、不确定性的新状况下，继续进行那永远无法完成的事业。作为一位“‘后现代’时代的现代主义者”，鲍曼故去了，但园丁们没有、也不会故去。

泊儒，北京大学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