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的魔性压倒神性，自由主义已失效于当今世界

导语：特朗普获得美国大选胜利，有人欢呼庶民的胜利，也有人哀叹粗鄙时代降临。在评论人马小盐看来，当今时代的粗鄙现状之所以让知识精英吃惊，是因为底层民众终于可以通过一切科技手段畅通地表达其话语权。特朗普虽然是粗鄙时代的产物，但民主政治原本就不是高雅之物，更何况美国的分权制度不会让特朗普有成为希特勒的可能。而特朗普之所以能赢，胜在了民粹主义迎合人类普遍的实用主义、好斗心理与族群的认同机制。人是兽性与人性、魔性与神性的混沌体，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神性与魔性的斗争史。当今世界，人类魔性似有崛起之势，而人类文明的神性摇摇欲坠。面对这样的政治生活，知识分子却匮乏新的理论血液与支点，自由主义理念与政治策略既无法应对ISIS这样的恐怖之恶，也无视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与安全诉求。西方左右两派都处于天真之中，丝毫没有现实危机感，自由主义的保守和软弱给了极左派与极右派回潮的机会。民众对知识分子的道德感和政治正确并无兴趣，他们只需实用的利益和保障，以恶对恶、利益至上的特朗普正是趁着这个机会入主了白宫。

特朗普

终结“历史终结论”的现实重拳

2016年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获胜，几乎是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出版24年之后，以现实的重拳，残酷的终结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特朗普竞选的制胜法宝，便是他的民粹主义论调。一位小丑一般的粗俗人物，乘着选民的选票，载歌载舞地登上了历史的新舞台。特朗普的民粹主义与实用主义立场，对美国民众的现实生活而言，当然是利好消息。但对世界的政治局面而言，则可能是另外一番洗牌式新格局。美国传统媒体与知识精英，面对这一出人意料的戏剧式后果，除了目瞪口呆，尚无法在现实的荒诞电击中醒来。

支持特朗普的人，称之为庶民的胜利。反对特朗普的知识精英，则称之为粗鄙时代的降临。当今时代的这种粗鄙现状，之所以让象牙塔里的知识精英吃惊，是底层民众终于可以通过互联网、通过自媒体、通过一切科技手段，畅通地表达他们的话语权，使得粗鄙从隐性的隧道，走向了显性的地表。特朗普无疑是粗俗的代言人，他的当选，也无疑是粗鄙时代的产物。但众所周知，民主选举，本身便是一场抛骰子的政治博弈。政治这个污水坑，也绝非高雅之物，一个温文尔雅的政治家未必比一个粗俗的商人更合民意与民心。民众宁愿冒险的选择一个能够改变现状与困境的领导人，而非一个看上去很美很高雅的资本主义玩偶。

关于我们时代的政治生活，西方知识分子，无论左右，一直处于双向互逆的天真之中：右派认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失败，不是理念的失败，而是行动错误的失败；左派认为自由主义思想，已经成为普世价值，会一统江湖，千秋万代。左右派的这种双向互逆天真，皆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的理论天真。大多现存的政治哲学，涉及的多是社会结构学，却罕见社会心理学。然而，人类社会由人组成。而人，是兽性与人性、魔性与神性的混沌体。回顾历史，我们便会发觉，最终决定人类社会走向的，往往不是高屋建瓴的理论，而是人的魔性与神性的博弈与对决。

希拉里

猖獗的恶与软弱的善

事实上，当今世界，自由主义继上个世纪的意识形态的冷战之后，再度面临严峻考验。尤其是ISIS组织，在欧洲屡次发起的血淋淋的恐怖袭击事件，让人们看到西方左派理论上的政治正确与面对残酷现实的软弱无力。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显然，耶稣这一依靠耻辱之量来压垮作恶者的策略，对一个真正的恶魔毫无意义。面对ISIS恐怖组织四处发动恐怖事件的严酷现实，西方左派似乎并未寻出新的道路。他们坚守传统的自由主义理念，秉持基督的救赎精神，藐视底层民众的基本生存与安全诉求。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收容政策，屡次受到德国民众的诟病与抗议。希拉里败北，更是坚持政治正确，藐视草根维护自身权益，无视互联网的兴盛、自媒体的繁荣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康德哲学曾将恶分为三类:1，本能的恶。2，将恶误认为善的恶。3，法律规范的恶。在我看来，国内知识分子热衷谈论的阿伦特的“平庸的恶”这一概念，应该是康德哲学恶的分类的第二部分的变体。艾希曼反复强调他仅仅是履行职责，被阿伦特认为是平庸的恶，恰恰是康德的恶的分类学中的第二类恶:将恶（杀人）误认为善（履行职责）的恶。对此，齐泽克与阿伦特有不同看法。齐泽克就康德哲学的三类恶，补充了第四类恶：极权之恶，恶魔之恶。恶魔之恶，不是善的误认，而是让善成为恶的形式，纳粹极权之所以是恶魔之恶，是因善与恶扭曲成为一个莫比乌斯带，导致恶以善的形式而出现。ISIS组织的教徒，传播的便是恶魔之恶，他们不但将自身信仰的《古兰经》捧为的绝对真理，还以正义的名誉屠杀所有的无辜者。

从ISIS的恶魔之恶的崛起，到特朗普的入选，告诉我们两个严峻的事实：1，面对当今纷乱的世界，自由主义理念与政治策略本身存在着严重不足。2，人类的魔性又在与人类文明摇摇欲坠的神性相抗衡。西方后马克思哲学家齐泽克，就ISIS现象，早就对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喊话：“左派知识分子，放弃你淫荡的超我！有错的不是你。”“超我”是弗洛依德心理学中的一个心理学概念，是反思之我、良知之我与道德之我，是塑造一个人人格的完善之我。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道德之我，面对ISIS组织的恶魔之我，必然败北，就若至善往往要输给至恶一样。特朗普的胜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他是个抛弃了“超我”的人，更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以恶对恶、利益至上的人。民众对左派知识分子的道德感与政治正确并无多少兴趣，民众只需实用的利益与现实的生存保障，这是民众的基本权利之一。

齐泽克与巴迪欧。 图/aregledujeu.org/

匮乏危机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

面对这个千百万化的信息世界，面对自身所处的时代，所有的社会学者、政治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派系的社科类知识分子，匮乏新的理论血液与支点。上个世纪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溃败，致使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日渐陨落。西方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知耻而后勇，在马克思理论的废墟之上，辩证的寻找这个世界的新出路：巴迪欧哲学理论中的“塑造新主体”，朗西埃的建立“新的民主团体”，齐泽克的“行动”，皆是如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以福山为代表，安逸的呆在自由主义阵营，丝毫没有现实危机感，以为历史真的在“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下所终结。然而，任何时代，民众一旦觉得自身的生存与利益受到威胁，便会盲目的跟随具有蛊惑力的所谓强者。

自由主义理论的保守与政治策略的软弱，给以世界范围内的极左派与极右派回潮的机会。特朗普胜选，便是这一机会的直接后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必须给陈旧的理论体系，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与新的理论来源。或许，更激进一些，自由主义理念已经老化到不适合这个科技、生物技术、信息网络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思想与理念，来给这个科技高度发达、信息瞬息万变、民众获得真正权柄的世界注入新的精神脊髓与血液。

特朗普入主白宫，深受打击得不仅仅是美国与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更有秉持自由主义理念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失落，是西方镜像蓦然跌破的失落。事实上，人类不仅仅生活在别处，人类的梦想也在别处。政治意识形态上，东西方知识分子，一直做着互为镜像的异乡梦：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艳羡东方的红色政权，并在法国鼓动学生发起“法国文化大革命”；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美梦则寄寓在美国，却看不到美国早已处于精英与底层、资本与民众严重撕裂的社会现状。特朗普入选，便是这一撕裂由隐性到显性的集中大爆发。

特朗普胜选之后，美国诸多公民上街抗议，其中最多的便是大学学生与知识精英。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入选，是对自身的价值体系的反叛与挑衅。但对大多数底层民众而言，意识形态、价值体系是非常次要的东西，实利才是决定现实生活是否幸福的关键指标。美国的国际警察角色，对美国人本身而言，不但没有多少实利，反而是一种沉重的、毫无必要的经济负担。

特朗普获胜后，上街游行的示威者。

历史之钟的癫痫摇摆

继上个世纪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冷战博弈，历史并未如福山所预言的一般终结，反而再次呈现出波浪式更迭。在某些阶段，历史之钟会癫痫式摇摆。事实上，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人类神性与魔性的斗争史。历史是螺旋式上升，而非马克思所言的直线型式递进。特朗普入主白宫，对美国未必是坏事，对美国人未必是坏事，还很有可能使得美国变得更为强大与富有。美国的三权分立与州与联邦政府的从下而上的分权制度，并不会使得美国沦陷为独裁国家。美国民众不用担心他们迎来一位希特勒式的总统。即若特朗普身上携带着希特勒基因，美国的制度也会让他成为一位死于襁褓的希特勒。但特朗普的言论与胜选，对整个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瓦解，对世界格局的重新分配，则是显而易见、无法忽略的。

或许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思想开启历史的新纪元，或许任何新的思想都无法拯救人类由兽变成人的动物本性。从19世纪到20世纪，那些广受民众欢迎的思想，往往是竖立敌人的思想、迎合了人类好斗天性的思想：流行一时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哲学，将整个人类史横向分割为一部阶级斗争史（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纳粹的社会民主主义则将整个社会纵向分割为两种人（雅利安人与犹太人）。如今，我们再度面临全新的四分五裂的粗暴切割：极端女权主义，将整个社会横向切割为男人与女人（男人压迫女人），民粹主义则将人类社会纵向切割为一部民族斗争史（“我们”与“他们”）。特朗普的竞选中的“新长城”论调，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失败，莫如说是民众心理学的胜利，胜利于民粹主义迎合人类普遍的实用主义、好斗心理与族群的认同机制。

有网友戏言，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历史。在一个科技发达、信息川流、精英没落、群氓纷起的瞬息万变的世界，我们见证历史的机会，显然比其他时代的人会更多、更快、更有机缘。只是，但愿，有生之年，不要再次目睹人类社会坠入茫茫的黑暗纪元。上个世纪血的教训告诫我们：上帝说，要有光，便有了光。群氓说，要有光，黑暗便翩然降临了！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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