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张悦然：从历史虚无主义者到历史阴影书写者

《洞见》第284期

导语：暌违10年，张悦然的长篇新作《茧》于日前出版，这部小说罕见地触及了文革历史，与张悦然早年小说的风貌有着显著不同。有激赏如梁文道“这代表着80后一代人，开始面对上一代留下来的遗产，为父辈收拾残局”，也有持保留意见如余华，“张悦然的描写是如此之好，虽然这是一部跟起因没有太大关系的故事”。但无论如何，张悦然成功完成了转型，也逼迫80后、90后去思考如何面对未经历过的“大历史”。

书评人曾于里认为，张悦然在小说中代80后进行了自我辩论，在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今天，对年轻人重建历史感颇有助益。如果说历史是一层无法摆脱的茧，那我们必须积极面对、作茧自缚。但张悦然和她笔下的青年，显然尚未破茧而出，负担历史、反思历史是条漫长而艰难的路，张悦然也只是刚刚踏上征途。

张悦然

张悦然过去曾为人所诟病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与她之前的小说大多局限于个体青春经验的书写不无关系，“我是呓人，卖梦为生”，她的文本中仿佛有一个迷幻的世界，一切都是轻盈的、虚空的、迷离的、冰冷的，缺乏来自日常生活的真实触感。因此，她的个人书写呈现出一种原子化的状态，很难看到个体与历史、国家之间的关联，与其他的青春文学作者并无二致：自我经验遮蔽了历史进程，青春成为一个脱离历史的、永恒的神话，作品中充斥着大量迷幻的情绪与感觉，或者充斥着不无优越的自我确证。（黄平《青春文学不该回避大时代》）

在新作《茧》中，张悦然书写的虽然仍是80后的青春历程，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她宕开了个人，开始关注80后与父辈及父辈历史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茧》也可以视为一部成长小说，张悦然关注的是主人公成长过程中，历史议题、家族秘密与他们青春气质的冲突。

年轻一代的李佳栖与程恭虽然没有卷入历史，但是历史却深刻影响着父辈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和性格。李佳栖的爷爷是知名的院士，在文革中伤害了程恭的爷爷，并间接导致汪露寒父亲自杀。李佳栖的父亲无法忘却父辈的罪恶，所以他既理想又脆弱、既斗志昂扬又容易颓废、既渴望反抗又自我放逐，其生活与情感始终处于一种撕扯与纠结的状态。这导致了李佳栖的整个成长过程都处于飘摇动荡之中，她承续了父亲的负罪感，对家族又爱又恨、既想割舍又藕断丝连。而程恭的爷爷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家族的黑暗历史让程恭在成长中遭遇了诸多冷漠和嘲讽，更致命的是，加害者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倒步步高升，这动摇了他原本良善的人生观。“一些生命高于另外一些生命，一些人掌握着另外一些人的命运，这难道不就是世界的逻辑吗？”他由此走上了歧途，差点无法回头。

张悦然新作《茧》

题为《茧》，但小说中唯一一次出现关于“茧”的解释，是程恭的一段自剖：“很多年以后，我们长大了，好像终于走出了那场大雾，看清了眼前的世界，其实没有，我们不过是把雾穿在了身上，结成了一个个茧。”——父辈的历史，就像是一层厚厚的茧，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年轻一代人的生活，“沉厚的，灰丧的，没有尽头”，成了李佳栖、程恭成长历程中难以抹灭的创伤体验。

告密、80年代末、创伤……这些关键词我们早在一系列反思文革的伤痕文学中有所接触，但张悦然并没有滑入伤痕文学控诉和宣泄的窠臼。曾经，她偏好极致的东西，但在《茧》中开始有了克制的美德。这源于写作视角的转移，张悦然关注的不是“被害者”与“加害者”的标签，而是人的选择。“加害者”固然可恶，却同样有人性光环，“被害者”是无辜的，但并非没有责任。置身于大历史的浪潮之中，个体虽然单薄而脆弱，但在随波逐流同时，对精神的自由却依然有选择权。但《茧》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放弃了这种选择权。无论是程恭的奶奶、程恭、还是李佳栖的父亲、汪露寒，他们被历史的阴影罩住，或成为遗老遗少，或自我放逐，历史是茧，他们作茧自缚。

《归来》剧照

既然历史是深重的负担，为何不将这一负担放下，我们何必作茧自缚？在小说中，张悦然还通过其他两位80后，展现了不一样的历史观。李沛萱选择性地看待历史，她只看到她想看到的光明的一面，自欺欺人；而唐晖并不关心历史，将历史的包袱丢下，活得最为自由轻松。可以说，唐晖最契合当下年轻人的想法，他对李佳栖的两次质疑读起来都颇为有力：

“你总是要把你爸爸的人生轨迹和宏大的历史捆绑在一起，好像觉得只有这样，他生命才是有意义的……你就不能把他从历史上解下来一会儿？给他一点自由不好吗？”

“你非要挤进一段不属于你的历史里去，这只是为了逃避，为了掩饰你面对现实生活的怯懦和无能为力。你找不到自己的存在价值，就躲进你爸爸的时代，寄生在他们那代人溃烂的疮疤上，像啄食腐肉的秃鹫。”

张悦然在小说中进行着自我辩论。这既是关于历史观的辩论，也可以看作80后写作的辩论。年轻人非得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吗，如果历史不光彩，我们为什么不把历史遗忘？80后单纯书写自己的青春体验不好吗，一定要将个体经验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才有意义？

这里我想强调一个概念的重要性，历史感，它是对历史的感悟与感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看待当下与未来的价值观。历史的意义并不在于历史本身，而在于历史实际上与当下、与未来是紧密相连的，历史的曲折、错误以及种种遗留问题，都折射着当下存在的困境和潜伏的危机。我们只有彻底反思历史，才可能真正拥有更好的当下，才可能走入更好的未来。但是，一个忘却历史、丢掉历史的人，是不可能建立起历史感的。个体当然有权成为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但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在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优秀的文学书写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起历史感的。就像青年评论家杨庆祥所说：“小说作为一种共同的文体和普遍的体裁，实际上承担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历史社会进行沟通、对话的功能。其重要性在于通过不断的，持续的书写把支离破碎的历史缝合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与历史能够发生有效的关系，或者说，个人通过阅读加入到历史中去，然后完成现实性的（而非想象性的）成长”。

“孩子，我所能给你的祝愿不过是些许不幸而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理解了《茧》开篇那句引言的意义（小说内文也出现一次），理解了张悦然此次写作的野心。这句话选自萨克雷的《玫瑰与指环》——“孩子，我所能给你的祝愿不过是些许不幸而已”。历史给予的些许不幸，是不幸，但也是对当下与未来的观照和启示。我们背上历史的负担，或许是作茧自缚，但如若不曾作茧自缚，也将永远不可能有破茧而出的一刻。因为历史并不会因为人们忽略它、遗忘它就消失，它会以各种形式包裹在当下与未来身上。因此，总要有人去承担，总要有人去突破。

张悦然让小说中人物选择了这条路，她的写作也选择了这条路，这是《茧》的可称道之处。但无论是小说中的程恭、李佳栖，还是张悦然自己，显然都尚未找到突围之路。小说结尾，张悦然为程恭和李佳栖安排了一个历经世事、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结局，固然温馨，却失之于心灵鸡汤和轻薄，人物的内心转折没有足够的依据和说服力。

只有在破茧而出的那一刻，作茧自缚才是有意义的，否则《茧》本身也是一种作茧自缚。如果负担历史、反思历史是条漫长而艰难的路，《茧》显然才只是个开头。

责编：冯婧 PN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