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比父辈更容易爱上阿城？

导语：2016年上半年，《阿城全集》出版，80年代“三王”（《棋王》《树王》《孩子王》）初现时的“阿城热”似乎又油然而兴了。但是细看他的文字就会发现，他的语言、趣味从未过时，甚至因其文字间有意的克制和对时代现场的抽离感，更容易在今天的年轻人中收割读者。

对比同时代的《平凡的世界》或《文化苦旅》所遭遇的尴尬，黄章晋称之为“那个时代的作家中能经受时间考验的唯一”。不去感染人，也不为人所打动，不装腔，不高冷，此中强大的免疫力，或是来源于“素读”的功力和“脱腔”的自觉。

但是阿老觉得自己早就不是“作家”了，只是三十年前突然有一阵对小说感兴趣。多年来，不断转移的兴趣和爱好，家里堆满的石碑石像、五金工具、望远镜、苗族乌鸡，还有各种各样的书便是明证。兴趣广泛，偏偏还都做到了极致，按今天的说法，他只是一位写过小说的老极客。

阿城的家：文学只是诸多爱好之一，而且是过去时

阿城家的石器和望远镜

阿城家里的陈设实在不会让人认为这是一个作家的居所。

一进门，你会先看到地上零散堆放着各种石像、石碑；从门厅通向客厅的过道，靠墙的左手边是一只长条案，堆放着的什物中最醒目的，是钳子、扳手、螺丝刀之类的五金工具，右手边是落地大玻璃，玻璃外是围起来的天井，中央有张工作台，似乎是做木工、钳工的活计之用。难怪王朔说，阿城能在自己家里组装一辆汽车；走廊尽头，一架很老的防空炮瞄望远镜和两台老式摄影机把守在客厅门口；客厅面向天井一侧的条案上，整齐摆放着几排磨制的石器，不知是否都是新石器时代的遗物。

“到处都码放着书”

阿城家当然到处都码放着书，几乎都是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和自然科学类，似乎只有文学类缺席。文化人家里常见的字画这里是看不到的，但文物却不少，和矿石标本之类一起随意躺在书桌茶几上。茶几上有两只很小的陶制佛手，你要是拿起来把玩，他会提醒你仔细看一下两只手的区别，一个指间有蹼，另一个则正常，前者佛手，后者是菩萨手——书上说佛的指间有蹼，为什么，不知道。

即使你主动谈起文学，他也兴致寥寥。他喜欢谈苗族人服饰和器皿上的图案是怎么回事，谈苗族人舞蹈里的符号象征，他当年做知青时就对此好奇，这些年来的心血也皆用于此

——天井里有两只不慌不忙的大乌鸡，你若对它们好奇，它们也会单足伫立，偏着头打量你。阿城说，这鸡是苗族巫师祭祀用的，他去贵州看苗绣，就带回来两只，养着，每天看看。因为对民族迁徙史的关注，他对基因检测始祖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

阿城于家中

除了有一副眼镜，阿城与作家实在相差太远。只是，“作家”这个身份或许只是我们贴在他身上的标签，因为他的《棋王》、《树王》、《孩子王》当年给大众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对他来说，文学只是诸多爱好之一，而且是阶段性的过去时。

“素读”的功力：从时代现场抽离，才能经受时间考验

对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说，阿城有时是很让人气沮的——文学家通常的特点是非常灵敏且易感，并且也长于让他人的情绪被强烈感染，以至于“性情中人”几乎是这个职业的基本共性。阿城博学、幽默，但却是个非常不容易被情绪感染、打动的人，他在感性上的灵敏似乎已全部退化，就像一只大白天蹲在树上的猫头鹰，大睁着眼睛却什么都看不到。但是，逻辑上的任何不严谨，都会像暗夜里偷偷溜出来的小动物，被蹲候已久的他瞬间捕捉到。

在谈及电影、文学或其他艺术时，他几乎不会往某个作品曾带来何种情感共鸣、精神体验这个方向走，而是会分析为何它能让人产生这种体验。不易甚至是拒绝被情绪感染，也是他文学作品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他的小说，无论是何主题，在情感和视角上都始终有一种“抽离感”：小说中的“我”都没有心理活动，被悄悄抹掉了主观叙事视角后，只是场内的旁观者，读者不但很难对“我”产生情感上的代入感，甚至不一定会注意到“我”的存在。

我依稀记得，当年我父辈谈论的作品中并无阿城——知青文学、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流行的当年，显然是那些会让人产生强烈情感共鸣的作品才会被更多人谈论，而阿城的“抽离感”，多少会让人觉得不够过瘾。只是，稍稍拉开一下时间，回看那些用情甚至用力甚深的作品，就让人有些尴尬了。尤其对今天的后辈来说，他们首先会震惊于前辈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代入感越强的，这种灾难性的体验就越强烈。

《平凡的世界》便是这样的典型，当年此书曾是激励了千万年轻人的经典，但二十多年后被拍成电视连续剧，多数读者的三观都被颠覆：我当年怎么会被它感动得稀里哗啦？比《平凡的世界》更典型的是《第二次握手》，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在当年的影响力都是空前绝后的，但今天几乎没有人好意思说自己曾被它感动得难以自持。

阿城则是完全相反的例子。我是认识阿城先生后才看的《棋王》，阿城极具辨识度的文字风格，对我的冲击力肯定不像三十年前的读者，而且我还有只看非虚构作品的偏见——上帝构想的故事肯定超过人类构想的故事，但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看完后，突然有一种四顾茫茫，无从诉说之感。阿城的文学多小品，有的甚至几百字，往往最后一刻才出现的神转折，会让人合上书页呆坐一小会儿。

《孩子王》剧照

真正的电影爱好者比我更有发言权。陈凯歌固然拍了一大堆烂片，但一部《霸王别姬》就足以奠定其地位，然而他职业生命的顶峰，并不是《霸王别姬》，而是《孩子王》。这部根据阿城同名小说拍摄的电影，虽然商业上的动静不大，但在中国电影史上却是极少数的，愈是回望愈觉其光辉的作品。

似乎，阿城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中能经受时间考验的唯一。今天阅读鉴赏品味更好的一代人，显然更容易理解他文字间的克制。这种时代现场的“抽离感”，反而更容易让未曾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产生代入感，至少不会产生情感表达习惯上的拒斥。

今天远比阿城有更高大众知名度的作家，在谈及最喜欢的作家时，往往不约而同地选阿城，多少也是因为，阿城是当代作家中，作品的时代局限性最小一个。他始终是小众偶像，但却是作家中的作家。

我想，也许他与众不同的“抽离感”，恰是因为他天生就不易情绪波动，是典型的“男性大脑”的缘故吧。不独小说如此，他在谈艺术、审美乃至感情时，视角也迥异常人，譬如在《常识与通识》中，他会用脑神经活动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形而上的话题，“正常”情况下，作家或评论家都是从哲学和美学的高度来谈这些问题。

两天前在阿城家做客，就这个话题引申到不同的人在共情与同理心上的天然差异时，颇有点进行不下去，因为阿城认为，无论是倾听、阅读还是观看，接受者都要保持克制，避免情绪感染和情感共鸣。我们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典型直男为其不易共情而建构的一套自我合理化的解释。如果所有人都像他这样，这对作家和导演来说是简直就是灾难。但是，如果不是天生不易情绪感染，人怎么可能做到避免情感共鸣呢？

阿城说，只要从小训练便可做到这一点。要义便是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一个词：素读。我回家后查了一下，阿城取的是“素读”这个词更具现代性的解释：在阅读或观赏时不加以任何个人的偏见或喜恶，平和地完成，以更好的悟出原作者的思想和诉求。

仔细回忆与阿城老师的几次见面，果然如他所说，听人说话，即便意见不同，他也不会中途打岔，而是耐心听完，如此才能完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意图。这个被我认为是教养的表现，在他却是“素读”的功夫。

经他阐释，从小养成的“素读”确实别有一番开阔世界，他常能因为避免情绪波动而能见人所未查的细节。只是我忍不住感慨，这“素读”功夫固然有种种好处，但终究还是太反人性。阿城纠正道，反的是动物性，理性和克制才是人性。

阿城父亲钟惦棐

也许阿城善以几笔白描精确勾画细节的能力，果然是来自从小家传的素读。他讲年轻时曾代人看游泳池，这工作看似轻松，要做到能留意到每个角落而不分神却很不容易（想来一个年轻小伙更容易被姑娘们吸引），但他却总能及时制止一些不良行为，“如果有人突然停下来站水里不动，两眼直直地看着前面，你得马上喊住他，这人一准儿是要在池子里撒尿了”。

不“脱腔”者不久长：他的谈资来自新知和广阔的兴趣视野

当年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正热时，阿城不愿贴上标签，不喜欢“腔”——文艺腔，寻根腔。他在技术上让背景弱于作品，使之难于被归类为“伤痕”或“寻根”，无意中就有了超越时代的生命。这种自觉，其实也可追溯到“素读”的功夫。

然而，阿城文学上的成就，仅仅是今天《阿城文集》出版时，最便于描述、介绍他的一个切面——对于阿城自己来说，文学仅仅是他曾经的爱好，对经常与阿城接触的人来说，他最具魅力的地方，也是身为作家之外的那一部分。

在中国这个每隔几年就会形成代沟的社会，一个作品能超越他所处时代的作家，必然首先是趣味、知识、见识超越所处的时代。年轻时代的阿城是怎样，我无从得知，见到阿城前，他在我无数朋友的口中如泰山北斗，但不是那种令人肃然的宗师，他的有趣和渊博也不来自古典知识和掌故——这往往是年龄、阅历的伴生物，相反，他的谈资来自新知和广阔的兴趣视野——年龄会让一个人的兴趣不断退缩到自己往昔熟悉的领域，六十多岁的阿城，除了流行文化外，旺盛的好奇心并未因年龄而衰减。

每次去阿城家，我都会和几个同事一起去，我怕万一谈到电影、文学、艺术之类话题时，会因为文不对题被他放狗赶出去。不过，只要看到他家的书，惶惑很容易被亲切感替代，他兴趣的光谱上很多地方与我们重叠。

今天的中国人，得益于时代资讯之便，年轻人很容易因知识的新陈代谢而建立起自己的谈资地位，可年龄和我们隔着几条代沟的阿城，无论是其知识还是精神，始终不是过去时，而是进行时。

与阿城同代的熟人，几乎都把他视为最有趣最渊博的聊天对象，仅举一例子或许就能理解。阿城的《常识与通识》，对今天的不少读者来说，确实只能算常识与通识，因为不少内容都能在最近两年崛起的科普作家那里看到。但这些文章，是20年前刊载在《收获》上的专栏。20年说来只是短短一瞬，但稍稍介绍几句，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2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观念跨度会有多大。

——当时与阿城在《收获》上同开专栏的，还有一位名气远不如阿城的作家，但是，无论是他的文本还是知识、观念和视角，在当时看来都让人耳目一新，他迅速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作家，被无数人追捧，又在十年后被大众集体抛弃和遗忘。他叫余秋雨。是的，20年前，大多数中国人只能看懂《文化苦旅》。

如果余秋雨认真阅读了阿城的《脱腔》，他的文化生命不至于才走了十年就进入苦旅，多少会延长几年。因为读者对他的厌弃，首先是因为他的“文艺腔”实在太过矫揉造作，不“脱腔”者不久长啊。

阿城对文学、编剧、电影、摄影、民俗等都投入过心血和热情，每一样都有资格被神圣化，很容易因为投入心血和热情而自我感动。即便仅仅是成为显示个人文化品味的装点，它都很容易沾染上余秋雨式的腔调，但阿城于此的免疫，用他的话说，或是素读的功力或是脱腔的自觉。

阿城多年来不断转移的兴趣和爱好，背后是旺盛的兴趣和好奇心驱动，这种非功利地、将兴趣做到极致的人生态度，按今天的说法，便是极客。他三十年前就已是我们精神上的同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极客才是他最准确的身份描述，至于作家，只是因为三十年前他突然有一阵对小说感兴趣吧。

作者：黄章晋，大象公会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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