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文革时期被揭发就意味着死亡

解说：张郎郎说，进入死刑号的那晚，他心里彻底没底儿了，在书中，他这样记录了那个夜晚，犯人们彼此见不到面，只能用声音交流，有人说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最后的时刻我们没疯、没傻、没哆嗦，我们平静、轻松的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

出狱多年后，他才得知，当他进入死刑号后，警察和居委会的人到他家中收取子弹费的情形。

张郎郎：文革期间母亲为我而感到骄傲

张郎郎：我们家兄弟姐妹多，他们怕我弟弟他们做出非理智的行动，他们就去劝我妈妈就说你那个那个儿子张郎郎赶上这事，也是没办法的事，他说呢你还有这几个儿子，让他们千万就在家里好好呆着，千万别出格，要不的话你们就会更惨，实际上他是好意，我妈妈说什么呢，我妈妈说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车尼尔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写书被判死刑，虽然是假的死刑，但是他们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没想到我儿子也是这样的人，我感到很骄傲，那个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跟警察说老太太可能可能疯了，走吧走吧，赶紧走。

许戈辉：和张郎郎同批进入死刑号的犯人们，大部分被执行了死刑，而张郎郎在死刑号里呆了将近一百天，却奇迹般的生还，对于他为什么能够死里逃生，众说纷纭，但实际上他自己也并不清楚事情的真相，传说的各个版本中他觉得最为可信的版本就是周恩来在他即将被枪毙的时候说了“留下活口”四个字，他才得以保命，之后张郎郎从死刑号转回了普通号，在监狱里度过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解说：1977年12月30日，张郎郎被释放，走出监狱大门时，不远处停着一辆吉普车，旁边站着他的母亲和哥哥，虽然是冬天，但是阳光灿烂。

许戈辉：当时你还记得他们的反应吗？

张郎郎：他们就在微笑，没说别的，后来那个我妈妈说赶紧进来坐吧，我和我妈妈坐在后边，我哥哥跟司机在前边，我一看北京变化太大了，对我说来，这么多都在里面，我觉得真漂亮，后来我妈妈说那个说你们关这么多年的人眼睛会累，你要累的话你就闭会儿眼睛，但是我说我现在特别想看，我妈妈说那你就看吧，但是看一会儿真是觉得累，因为五颜六色太多了，就闭会儿眼睛，后来车到我们家下来，我爸爸就站在门口，我爸爸就说你回来了，我妈妈说我们特别给你换了一个度数比较小的灯，因为我们在里边从来不能关灯，关灯睡觉就受不了，就觉得掉到黑洞里了，所以她也不能给安平常那个灯我们会觉得刺眼，所以换了一个小灯，后来我就说你们想得太周到了，实际上我很快会适应的，这就是我第一天到家跟电视连续剧不一样。

许戈辉：没有任何的那个抱头痛哭。

张郎郎：也没有抱头痛哭什么都没有。

许戈辉：大喜大悲，所有都没有，就那么平静就过来了。

张郎郎：对，第二天早上5点多钟，我爸爸就敲我门，下去走路吧，锻炼锻炼，我说好，我就跟马路上就散步去了。

许戈辉：但是日后呢？有没有就是大家不断地在回顾那个那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张郎郎：因为我，我爸爸妈妈他不愿意回顾的原因是，怕我那个那个伤。

许戈辉：受刺激是吗？

张郎郎：对对对。

许戈辉：你自己想谈吗？那个时候。

张郎郎：也不想谈，也不想谈。

许戈辉：张郎郎是浪漫的，但是他所经历的时代却是一个布满顽石和荆棘的时代，从年轻时他就想当一个搞艺术的无冕之王，可是用他自己的话说，每一道政治的槛儿都被他赶上了，现在有越来越多和张郎郎一样的人，正在记录着他们自己的故事，其实历史本来就不该是冰冷的数据和资料，它应该是可以被触摸被感知的，记录历史了解历史，并且以史为鉴，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那有怨吗有恨吗？我从文字中看不到。

张郎郎：没有，实际上一开始当然就是想是谁害我，这个一定的，和那个《基督山恩仇记》一样嘛，我得罪了谁。

许戈辉：那那个时候想的明白吗？想出来谁了吗？锁定一些目标了吗？

张郎郎：当然锁定目标，就是我的专案组组长，我过去就认识他，而且他也追过蒋定粤，我就把它变成一个爱情故事了，但是后来呢我一想他也没这么大的能量，不是他个人的事，如果不是江青想做这么大一个案子，他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只是他顺水推舟，所以后来我到美国以后，他也在美国，后来那个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跟那个FBI有关系的一个教授，问我你想不想见他，我说想见啊，我想问问他怎么想的，到底是不是他，是真是为了党为了国家他不得不这么做，还是他。

许戈辉：个人恩怨。

张郎郎：个人恩怨他想这么做，后来他说好，我帮你联系，最后他说他说不愿意见，我说那就没办法了。

许戈辉：最终这个事情也没有一个答案。

张郎郎：对，所以后来就是。

许戈辉：好，但是这是你最初的想法。

张郎郎：对，最初的想法，但是那个时候后来我就想，就是说想害我的可能有好多人，但是为什么能够害我呢，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我爸爸是美术界的领导，我在中央美院，你出尽了风头，人家能不恨你嘛，而且那个好多女孩又跟我关系好，青春期大家都对你有愤恨，但是没有机会，这些人他把他对这个制度或者是对领导的这个怨恨放在你身上，也是很自然的。

许戈辉：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让你在日后在出了监狱以后没有在内心里边没有一种长久积蓄的仇恨，并没有想想用任何的方式把这个事把这个账重新清算一下吗？

张郎郎：对，我说人们都会说在社会的竞争中你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我说我的哲学是不发制人，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你任何一个反击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这个仇恨就会一直下去，所以我说的所谓宽恕他们就觉得这不对，所以现在我弟弟都不同意，说这些人是不能宽恕的，但我说我的哲学是什么，我说所谓路不平自有人铲，他很自然的会得到别的报应。

解说：出狱后很多年，张郎郎都不愿提笔写当年的故事，一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自己被释放的原因，二是因为很多当事人或者是他们的家属并不想再提起那段过往，倒是好友诗人北岛的一席话说服了张郎郎。

张郎郎：北岛呢他说你考虑得太多，你呢把它写出来那个将来人们又多了一个版本，他们，人家不同意人家可以写他的版本，然后各种版本凑在一块儿才能看到全貌，这样才说动了我，还才写。

许戈辉：所以你看，写这样的一个东西要面对着这么多的置疑，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那你最终呈现出来的这本书写到了很多的黑暗和残酷，但是呢是用了那样的一种轻快的笔调。

张郎郎：实际上之所以这样写呢，因为我想它更所谓接近真实，因为每个人呢在讲一个自己的独自的版本的一个单镜头的故事，它很难客观，但是我要让它尽量客观就是不要夹杂自己的爱憎，要夹里边呢就变成你就会有诉苦，你会要批判、倾诉，我要把这些都弄走了以后只是讲故事本身，人们自己可以去理解，自己去解读，因为你得相信读者有足够的智慧，你用不着把你的情绪带动他们，这样，可能以后别人从里边找到真实的故事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