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文革时期被揭发就意味着死亡

核心提示：张郎郎，1943年出生于延安，父亲张仃曾在延安鲁艺教美术，是我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母亲陈布文曾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之后辞职为多个著名报刊撰稿，50年代末，正在上中学的张郎郎因为爱好诗歌，身边聚集了一群文学青年，在长辈的支持下，他成立了诗社，取名“太阳纵队”。

凤凰卫视《名人面对面》，以下为文字实录：

许戈辉：记得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中说，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有故事的人也会赤裸裸的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接下来一连四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正是这样有故事的嘉宾，他们并非职业作家，却以平凡的笔触记录着摄人心魄的历史过往，今天我们就从我手中这本书的作者聊起。

前不久，中华书局出版了这本《宁静的地平线》，他的作者叫张郎郎，书中记录了他在文革当中经历的爱情，想成为诗人的激情，以及十年的牢狱生活，书的自序中，张郎郎说他讲的这些故事只是他个人的管窥之见，大家千万别在其中找历史找哲学，也许我们不能奢望历史的全貌，但是仅仅从这些历史的缝隙中窥见的个人命运和打捞的细枝末节，已经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侧面。

解说：张郎郎，1943年出生于延安，父亲张仃曾在延安鲁艺教美术，是我国国徽的设计者之一，母亲陈布文曾是周恩来的机要秘书，之后辞职为多个著名报刊撰稿，50年代末，正在上中学的张郎郎因为爱好诗歌，身边聚集了一群文学青年，在长辈的支持下，他成立了诗社，取名“太阳纵队”。

许戈辉：那您现在回想起当年，自己是那种热血青年还是每天大家一起吟诗作赋的时代。

张郎郎：对。

许戈辉：脑海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画面？

张郎郎：我们曾经是一群根本不了解社会的人

张郎郎：现在仔细想一想，我们是一群根本不了解社会的人，好像人家说天外来人，因为什么呢，正好这些我们这个所谓的沙龙差不多家里边父母都是做这个文化、艺术的方面，他们呢也有他们的文学或者是绘画的理想，结果呢就投射到我们身上，而那个时候呢我们自己呢又不知道这个所谓文化和政治的关系，根本不明白这个，我们就觉得解放这么多年，这么多艺术家国家养着，怎么就出不来好的作品，当年五四时代那些作品都没有了，我们就觉得这些人江郎才尽了，要年轻人要代替他们，实际上我们就想的太简单了，我们写的是唯美的，那个时候根本不许你写唯美的东西，那后来我们觉得这是个禁止的游戏，我们自个儿玩儿，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在一块过几天我们把自己的诗拿来，把自己的画拿来，挂在周围，然后自己朗诵自己的作品，真是自得其乐。

解说：张郎郎那时的偶像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过这样的诗句，我的灵魂中没有一茎白发，那里面也没有老人的温情和憔悴！我以喉咙的力量撼动了世界，走上前来，我奇伟英俊，我才二十二岁。同样是二十二岁的年纪，张郎郎意气风发，创作欲极强，不仅集成了父母的才气，而且有着和偶像老马一样的壮志和桀骜。

许戈辉：但是你父母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张郎郎：知道，而且我父亲母亲后来也参加我们的活动。

许戈辉：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也对这种政治风向并没有敏锐的觉察。

张郎郎：不是，实际上我妈妈是实际上是看透的，因为那个我上高中的时候在一0一的时候，学校里就要培养我，我妈妈就就突然就问我，你觉得你以后能当得了官吗，我说我我说你都不愿意在那个政府工作，我更当不了了。

许戈辉：那时候妈妈已经辞职了是吧？

张郎郎：母亲曾说艺术家是无冕皇帝

张郎郎：她已经辞职了，她离开的原因就是她就是说过你们不知道官场有多么复杂，我妈妈就说那你如果是觉得自己当不了官，那你能干什么，我说你们不是都喜欢写写画画，我就是想当个艺术家，我觉得这是我妈妈爸爸都觉得这是一个无冕无冕皇帝，不受别人的限制，我自己想干嘛干嘛，后来我妈妈说就是说你要是真有这个决心呢，你就得准备当叫花子，这个是养不养活不了自己的，你就先去学理发，你学会理发将来你饿不死，你呢可以自己用理发来养活你自己，你才可以去弄文化艺术。

解说：这个从延安走出来的艺术家庭，要想远离政治却始终无法逃脱历史大潮的裹胁，十年动乱中，父亲张仃被戴上了走资派、反动权威等多顶帽子，为了让孩子们免遭文革的冲击，张郎郎家里提前做下了准备。

张郎郎：所以文革一开始，我们都很清楚，兜里就放一个揭发我爸爸的材料，当然呢很聪明，就是这个材料呢是事实，但是不是要害，人人都知道的，所以。

许戈辉：比如说什么？

张郎郎：比如说我爸爸喜欢毕加索，毕加索是资产阶级反动画家，而且他推崇齐白石，齐白石是封建主义的代表，这个，大家就觉得你说得非常对，但是呢这个呢是人人知道，谁都知道我们家挂的就是这些东西，对，所以呢你要如果没有这个呢，你过，那个孩子过不了关。

解说：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于是武斗的局面暂时得到了抑制，此时，张郎郎父亲的境遇也获得些许宽松，一家人竟偷闲在家中办起了杂志。

许戈辉：那时候编的什么杂志？

张郎郎：实际上就是一个艺术杂志，每个人编一期，实际上那个很容易编，就是都用那个16开的纸，你写东西也行，画画也行，最后交给主编，他做目录，把它装订在一起，大家传阅，就是这样，所以我爸爸自己还编了一期，他选的题目是格瓦拉，对，但是我呢就是比较出格一点，我选的那个就是自由。

许戈辉：但是在那里那个时候，就是刚刚经历了那种被批被斗的劫难。

张郎郎：对，而且他被打被什么了之后，点实际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就是自己的精神要找到一个家园，找到一个着陆点，所以我就想文化是不可能泯灭的，它都是潜流是一直在那儿。

张郎郎：文革时期被揭发就意味着死亡

许戈辉：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披头士乐队的经典之作，《黄色潜水艇》这首歌曲创作于1968年，那一年整个世界弥漫着骚乱与反叛，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遭到暗杀，杜布切克引领了布拉格之春，墨西哥政府在夏季奥运会前夕大开杀戒，而中国的文革也正如火如荼，此时，25岁的张郎郎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传播了“小道消息”，以及成立了“太阳纵队”诗社遭到通缉，一夜之间，他的通缉令被发进了京城的大街小巷，其罪名有三，“恶毒攻击中央首长”、“里通外国”以及“阴谋叛国投敌”，在当时的女友蒋定粤的陪伴下，两个年轻人东躲西藏了五十天，最终在杭州被抓。

解说：张郎郎从被通缉到在杭州被捕，一共五十天，这五十天里，大家都以为他逃到了国外，所以当时所有因为“恶毒攻击中央首长”被抓的人都说他们的“小道消息”是从张郎郎那儿听来的，最后里里外外100多条反革命谣言就都落到了张郎郎一个人的头上。

许戈辉：后来那一百多条等于最后你共认了多少条？

张郎郎：我后来，后来我就想，那反正得有一个人扛着，那我就，就是都是我说的，因为当时实际上他的，我进监狱以后军代表来审问我第一句话就说你看你有这么多条，你一个大学生一个红卫兵你不会有这么反动的思想，你不会知道这么多的事，一定是你听来的。

许戈辉：他还希望揪出背后的。

张郎郎：那是真正的目的，他说如果你交代出是谁告诉你的，你只是传谣者，如果你交代不出呢，你是造谣者。

许戈辉：造谣者。

张郎郎：造谣和传谣的这个罪名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说我听老人聊天的，那后边的故事就太复杂了，实际上后来我们才知道，整个这个做这件事安排这个专案组实际上这是当时那个江青在做这件事，但是我们没有想那么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想让我们交代别人，当时我想的就很简单，我如果交代出一个大人，他们可能就有的人就是死刑了，我呢我后半辈子能过吗，我安生得了吗，而且这都是我的叔叔伯伯，我的阿姨，我年轻我还能扛，是这么想，后来他们反复教育我们，反复要求我们，最后我们就都没有按照他们的来交代，所以才被送进死刑号。

解说：张郎郎在看守所被关押了将近两年，经过了几十次的提审，最后作为未决犯被送进了死刑号。

许戈辉：那那个时候进了死刑号，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有可能会执行。

张郎郎：他不告诉我。

许戈辉：这些也不知道。

张郎郎：他不告诉你，我当时想我说进去以后问问那些先关进来的人怎么说，一进去才知道一个人一间，没人跟你说，但是后来坐好了以后第二天早上就明白了，就是为什么就开始挨个叫人出去，两个人警察押着你，然后让你低着头，因为那个镣太重啊，还给你个铁丝勾着那个镣，要不你走不动啊，就这样，后来你才发现离你大概30米另外一个人再往也在走，后边再过30米又有一个人走，然后迎面走回来的，完全是一个传送带，后来到那儿审讯员问你非常简单，姓什么叫什么，哪儿人，多大岁数，进来以前是干什么的，这种审讯就是验明正身，回来我以为那个第二天就就拉出去枪毙就算了，没那么便宜，他要拉你出去批斗。

许戈辉：再示众一下。

张郎郎：他示众的过程是教育群众，关键是教育群众，而且还特别说明，像我们家庭出身革命干部，意思是在这个时候他照样要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