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导演韩刚找铁生写一部电影剧本《荆轲》,铁生找我合作。我担心自己写不好,善解人意的铁生为我找了个理由,“主要是我想要你来帮我,你是学历史的,而我查材料也不方便”。之后两个多个月,我几乎天天去铁生家谈剧本,清早出门,傍晚方归。那时铁生父亲还在,中午常为我们做炸酱面吃。一盆白水煮切面,一碟带着肉末的炸酱,几根切成段的黄瓜和整个的水萝卜,铁生吃得很满足,边吃边对我发着感慨:“今后甭管发生了什么,只要有这个吃,就不怕。”
现在想来,那段剧本写作的经历对我固然珍贵,对铁生却未尝不是一种折磨。剧本断断续续做了两稿,许多人物和故事构建了又推倒,再重新来过。铁生和我都认为必须在寻常的历史剧中提出自己新的追问和注入新的思考,绝不能仅仅是“好看”。铁生好和自己较劲,一句台词不满意他会停下来琢磨好久,对过分的戏剧冲突和暴力血腥,他有着天生的反感。有一场戏是讲荆轲为了义无反顾地出发刺秦,需要“处置”已经被燕太子丹斩断双手而无法生存的少女季子,而季子也恳求荆轲杀死自己。我想让荆轲用剑,这样更符合他剑客的身份,且视觉上也强烈有力。但铁生坚决反对。他皱着眉头苦想,点着烟又掐灭,一遍一遍想说服自己却又怎么也说服不了,“他怎么能突然就拔出剑来?怎么忍心?怎么下得了手?不成,这肯定不成”。
2001年,我阴差阳错地辞去了工作成了靠文字吃饭的人。铁生必是为我的生计担忧,虽然他以往认为我该好好写小说,这次却向韩刚推荐我去写电视剧《曹操与蔡文姬》。得知我靠着写剧本有了收入和温饱,他和希米都松了口气。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我阅读并交往最多的,就是史铁生。这不仅由于他作品中呈现的品质和境界,更由于他的人格。听希米讲,有一年铁生随作家代表团去瑞典,有机会见到对诺贝尔奖评选颇有影响的汉学家马悦然。铁生原本带了自己的作品去的,但,临到见面时,却将书收了回来。我确信,这,就是铁生。
铁生走了,我想起一句话,世上已无史铁生。有铁生的世界和没有铁生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的存在不仅关乎外在,更关乎我们的内心。他的离去拉扯掉我们灵魂深处最最脆弱的一角,而原本,它是靠着铁生用自己的病弱之躯照亮并支撑着的。
铁生走了,走得太突然,太决绝,太神秘,让我们这些尊敬并爱戴着他的人猝不及防。尽管我们早知必有这么一天,尽管我们知道他活得太苦,太累,解脱对他未尝不是一种福祉一个节日。可自私如我们,渺小如我们,还是盼望着,暗中盼望着他的离去只是长久思索生死之谜后的一次亲身历险,一次与神的密谋。因此某一天,在不远的某一天,他会突然回来,坐在客厅里,像往日那样微笑着抽着烟,向我们讲述他悟得的真理……
铁生走了,经历了长达三十八年的病痛和十三年的透析。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一次次地与死神角力并抽身而还,习惯了他从自己病躯中抽出光明来输给我们这些健康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满满的馈赠转身离去,却没有想到,蜡烛终会燃尽。当他终于走开时,我们这些留在尘土中的人们,只能张开干枯的嘴呼喊着,铁生走了,我们到哪里去聊天,去倾诉,去获得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