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想象希米和铁生的第一次见面。我想那该是个春天的早晨，雍和宫高墙外的槐树正在开花，年轻的史铁生听见门响，摇着轮椅打开房门，看见一位穿着水红裙子的女孩子站在门口。我之所以固执地这样想，是因为1989年那一年，希米确实有一身水红色的裙子。那年春天，地坛近旁的这个小院里，铁生和希米收获了他们的爱情。这爱情开始于史铁生看到希米的第一句话，他一生中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你正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希米和我是西北大学的同学和好友，她学着数学却喜欢到我们历史系女生宿舍来讨论文学，这种爱好一直延续到大学毕业。刊登在我们学校学生自办的《希望》杂志上的《爱情的命运》、《午餐半小时》，以及随后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让远在北京的史铁生走进我们心里。我不知希米和铁生是何时开始联系的，我只知道，一段时间的通信后，希米去了北京，回到西安后她告诉我，铁生见到她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正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那一刻必有神灵指点。
婚姻二十年，只有一条好腿的希米充当了铁生的眼睛和双腿。她不仅日夜照料他，还帮他去了许多他去不了的地方，并用自己编辑出版的书、各处买来的书，用自己的讲述，帮铁生撷取了这个世界最新鲜、最本质的信息。是她的爱，支撑着铁生。
在和铁生的一次聊天中，我们谈到自己的前生。史铁生说他自己必是一种猛禽，一只鹰。我问，那么希米呢？你看希米是什么？铁生看着希米，微笑着说，她是只鸟，之后又加了一句：还挺不错的小鸟。铁生没说那究竟是一只什么样的鸟。但我想那应该是一种灵巧的、活泼的小鸟。如果说铁生是一只带着伤拼命飞翔的鹰，她必是常伴他身边，用自己的嘴，为他衔来谷粒，剔除他羽毛上的泥污及血肉中的伤痕的小鸟。
大约在1989年四五月间，我由西安到北京出差，顺道去看望已经和希米陷入热恋的史铁生。出发前拿到了希米写给我的地址，是否带去了她给铁生的信或礼物，却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在雍和宫附近某条临街却又幽静的胡同里，低矮的小平房的门上，贴着一张条子，上面是铁生用一贯的工整字迹一丝不苟地写着的：本人卖文为生，请来客珍重时间，谈话不超半小时(大意)。这个提醒对我其实多余，就在我到达北京的前一天，突如其来的咽痛使我无法说话，只能靠着别出心裁的手语交流。印象中的史铁生见到我似乎有些紧张和拘谨，不知是因为我特殊的身份或是我那让他迷惑的手势。
两年后我随丈夫调回北京，住在东城小羊宜宾胡同，离铁生家不远。1990年代，铁生也有了东郊一处楼房一层的四居室。能干的希米对房子做了简单装修，在市场上买了很便宜的松木门刷上白漆，再配上漂亮的黑色门锁把手，省钱又显档次，为此希米很得意。先是在门口支起木板或铁架供铁生的轮椅出入，几年后又打通了北屋外窗安装了长的坡道，让铁生进出更方便了。朝南的客厅光线好，又暖和，也就成了朋友们聚会的场所。我丈夫与铁生同年插队陕北，又和希米同学西大，两家人聚会，似有不少话题。从不抽烟的丈夫每次到了铁生家必抽一两根，我也从不干涉，因为听铁生吞云吐雾中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比如，对作家来说，“重要的不是细菌的数量而是显微镜的倍数”；再比如，如果飞溅的浪花有了个名字叫史铁生，沉落下去就汇入了永恒的生命水流，因此铁生并没有消失，那浪花叫什么名字也并不重要……铁生常将新出的书签了字送我们，我们也不忘送上自己的新书。记得他刚写了《务虚笔记》，尚未出版，先打印得整整齐齐，包了封皮，装订成线装书的模样，交我们看。
铁生好客，长谈后必定留我们吃饭，有保姆时吃保姆做的饭，没保姆时我就和希米下厨，有时干脆去外面小店买点包子锅贴或陕西肉夹馍。临走时书包里还会装上东西，通常是希米社里新出的书，或者是光碟、录像。铁生喜欢和朋友分享，我记得他从柜子里拿出崭新一盒还未开封的电脑软盘，撕开精美的包装，拿出厚厚一叠递给我丈夫说，你一半，我一半。每次，我们从铁生家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包里都装得满满的。
铁生容易失眠，有时为写作，有时却为朋友的处境。有次希米对我说，听到我们和上高中的女儿挤在不到十五平米的一居室里，铁生睡不着，琢磨着怎么让我们摆放家具。他没去过我家，便向希米打听了方位，专门画了草图。他的解决方案是买一张特殊的双层架子床，上层单人床，睡女儿，下层双人床，睡大人。我妹妹钟嵘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铁生托好友孙立哲在公司里为她安排了工作。某年春天我在摘除了扁桃体后出现了蛋白血尿，腋下淋巴结又让我怀疑自己得了绝症，彻夜失眠后我拨通了铁生的电话，对他哭诉起来。我记不清他是怎么劝解我了，查看当年日记，上面写着：
与铁生通话，心情好了许多。他说得好：把命运交给上帝，把勇气留给自己！
后来，我读《病隙碎笔》，方明白，当年，他就是那样劝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