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黄永玉：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左）人和蚂蝗不一样，蚂蝗吸血不声不响，人吸完人血还骂你不大方。（右）某种历史家越写越脸红。 （黄永玉作品/图）

“胯下之辱一万回”

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

南方周末：你年轻时的很多木刻作品，一些前辈甚至不认识的人看到了，觉得欣赏，会主动找你买画襄助，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吗？

黄永玉：现在老头对年轻人，没有那个时候老头对年轻人这么好。那些老人家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些老头，像臧克家先生，我刻了几张木刻拿给他，他替我介绍发表，先把稿费垫给我，现在有这样的老头没有？没有了。

巴金先生，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编辑部宿舍，唐弢先生给我到处介绍工作，还介绍给一个资本家的爸爸画像，我画得不像，人家不要，没有办法。现在有这样的老头吗？

南方周末：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以后，人同人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家把布票节约下来，买一捆帆布自己做个小帐篷，带着儿女礼拜六叫个小出租车到野外去露营，很太平。现在你敢吗？小心有人把你杀了。“文化大革命”把礼法、社会关系完全破坏了，同时让每个人心里有了一种邪恶的东西，可以随便杀人、欺负人。

我三四岁时，1920年代，离城里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蚕业学校，仿照日本的制度，培养学生种桑、养蚕。两层的木楼，有课堂、有实验室，小时候我叔叔在那里教书，我常常跑到那去玩。我离开家乡13年，1950年回去，课堂、黑板、课桌、老师的准备室、柜子里的解剖刀，完全照样，没有人去动过。

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这么潦倒、这么残破，没有人想过要拿那些东西去卖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头。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道德标准，不是谁教的，是一种民族优良传统，千百年形成的道德习惯。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可以出去露营，我可以有猎枪，大家都有猎枪，因为不怕人造反。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怕人有枪造反。因为人心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我爱人偷偷说过一句话，我说这粒种子会长成罪恶大树的。我挨打了之后，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是邪恶的。黑妮那个时候这么小，她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有进过孤儿院，我不知道怎么进。

我这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抗战八年一双小脚板跑了这么几万里路，死亡见了这么多，我才不会自杀呢！

南方周末：你觉得一个社会，是人心道德比较重要还是社会制度更重要？

黄永玉：道德是基础，它能够使社会巩固，道德没有了，社会就要分崩离析。我也不太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人，他拜菩萨也能够管理自己，他拜了菩萨就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自己管自己——千万别做坏事，会有报应的。

南方周末：你信菩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