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黄永玉：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黄永玉：没有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警察都握手，看到三轮车都高兴，在天安门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看到了毛主席，我们跟着文艺大军，眼泪流得路都看不见。从来没有考虑有什么失望不失望，为什么呢？我们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原来就不多，现在又看到每一个人都这么平等、这么朴素。

不叫做失望，就是慢慢发现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我尊敬的一些前辈、好朋友，怎么都变右派了？我了解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一起斗争的，甚至有的人不怕牺牲生命的，有些人还是老共产党员。就有点怀疑，但是（觉得）一定有我们不懂得的道理在里面，是我们自己无知。

我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学校也对我挺看重，我也不是延安来的美术老干部，也不是徐悲鸿培养的学生，我一个人到了美术学院，80%的留学生都让我教。

当然我还有很多毛病，喜欢听外国音乐、鼓励学生看外国文学、看外国绘画，也养狗、打猎，礼拜六带个帐篷出去露营，这是资产阶级作风，所以要检查。每一个运动来了要检查，不就是认错嘛，运动过去了不还是老样子嘛。批判我的人、提意见的人也跟我一起玩，听我讲音乐、讲文学，还跟着我出去打猎。因为本身其实的确不是个事。你说是不是？

南方周末：你那时主要是不理解？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上千人，都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去，马思聪、夏衍、田汉……都在里面，然后回原单位接受批判，那个时候都不懂。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回去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我爱人拿热布给我敷，哭起来了。她说当时有人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会相信的。我说不要这么说，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有一个具体的信心，人类生活的规律不会是这样的，怎么会永远这样的呢？

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

南方周末：你1940年代到1953年在香港的木刻作品跟1960年代在内地的作品有区别吗？

黄永玉：区别很大。在香港的时候是“左倾幼稚病”，表现工农兵。但是兵没有地方表现，就表现工人受苦，自己虚拟、想象的那些斗争、贫穷、老百姓受帝国主义压迫，刻了这么些东西。

回来以后也表现解放后的生活、大跃进，上面说什么我们刻什么。说羊喂得像牛这么大，我就刻一个非常大的羊。人民公社盖房子，我就画了一个公社食堂。（亩产）一万斤粮食，小孩可以在（稻穗）上面跳舞，我就刻一张小孩在上面跳舞。我不一定相信。因为我必须要工作、要创作，《人民日报》要登，我就刻。

南方周末：你不相信，刻起来不会有抗拒吗？

黄永玉：那个时候的群众情绪你现在体会不到。前两年有人说，那你不是帮着说谎？我说，那个不叫做说谎，那是真的兴趣，真的刻出来，明明知道它靠不住。说香山那边一头猪，用牛配它，牛和猪怎么能配种呢？说是配了，猪养得像牛这么大，不用喂，满山吃草，所以我等着看，要是真有，我要去刻一张。

南方周末：回来后做木刻，是纯粹任务性的还是有稿费？

黄永玉：有的是任务，有的是自己即兴的创作，有的是教学的范本。政府给的任务，也有稿费，比如说《人民日报》，正常情况是5块钱一张，最多是8块，一张要刻好几天、十几天或者一个多月。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刻出来了，发表了。也不是不重要，你一个月有这么几张作品发表了，多二三十块钱，还是挺解决问题的。

南方周末：你在干校三年，被禁画。1972年“禁画”解除，此后的这一阶段，你做了些什么作品？

黄永玉：“四人帮”垮了以后，毛泽东纪念堂后面那一张大的画，很多人出稿子。每个星期二还是星期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要开会，就是讨论毛泽东纪念堂的进展，那个画稿老不批准。最后领导就说那你画一张，我就捡地上一张清华大学不用的设计蓝图翻过来画，地球、黄河、长江，然后是山脉。后来胡乔木同志告诉我，他也在场，大家一看就批准了。什么原因呢？它有概括性。我用毛的两句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这样我就开始工作了。

南方周末：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开始不写小说了，去做服装史研究。当时你有问过他为什么吗？

黄永玉：我相信他对事物的判断力没有这么高明，只是一个天生的珍贵的务本心理：这个我干不了，就挑一样我能干得好的事情去干。这么几十年我同他没有谈过文学，这事怪吧！

“文革”后有一天我们和一些领导人在钓鱼台吃饭，我坐在廖承志旁边，他问我，你讲讲看，你怎么和“四人帮”斗争的？我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我才不敢呢！顶多我没有求饶。他说不求饶也是斗争。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