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黄永玉：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不到二十岁，见了木刻界的圣人

在流浪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思想，所以苦都不怕：咱们是无产阶级，有朝一日天下是咱们的，资产阶级肯定要垮台。

南方周末：你13岁去厦门集美中学上学，成天泡在图书馆，看些什么书？

黄永玉：自然科学的多些，像地质学、气象学。比如达尔文，他不只是大科学家，文学也有修养。有本书很有趣，叫《动物和人类的表情》。他19岁写的《贝尔格兵舰上的报告书》，也很好。

达尔文的学生莱伊尔写了一本《普通地质学》，其实很不普通。他们文笔都很好，读起来都像文学作品。

莱伊尔这本书，没想到对以后画画很有作用。我看别人画过，一个花岗岩的山上有水源，那就犯了常识错误，一般冲击岩、石灰岩上才会有水。

南方周末：木刻和绘画都是自学？

黄永玉：是自学的。在学校，老师让我参加木刻协会，交了一块多的入会费。之后慢慢受到教育和影响，知道中国的木刻是鲁迅先生开创的，接触到一些版画家，都有进步思想，慢慢的俨然自己也是个进步的人了。在流浪时因为有这个思想，所以苦都不怕：咱们是无产阶级，有朝一日天下是咱们的，资产阶级肯定要垮台。

南方周末：哪些作品最早影响你？

黄永玉：像野夫、李桦、黄新波、陈烟桥这些人。也不是影响，我们不一样。我的木刻风格，主要以家乡民间艺术作基调，同社会流行的不一样，所以后来受批评。1947年有本杂志骂我和钱锺书，说钱锺书作品是资产阶级的，我的木刻也有这种倾向，战斗性、人民性不够，没有好下场。

南方周末：陈啸高、叶灵凤和黄苗子，都是不喜欢借书给人的“孤寒种”，但你在三位先生那里看了很多书，为什么？

黄永玉：他们觉得我这个小孩还比较诚恳，而且真实地在读书。叶灵凤先生在香港有一个大房子，藏书非常多，我随便要借，他都借给我。他相信我的信用，借了不会弄坏，会还给他，有的人借书不还，太可怕了。

南方周末：在叶灵凤那儿都看了些什么书？

黄永玉：很多外国画册，古典、现代的都有。现代绘画是马蒂斯、毕加索，美国的本·沙恩，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版画家罗克韦尔·肯特。再是丹麦版画家麦绥莱勒，鲁迅、郁达夫、叶灵凤都介绍过。解放后我居然接待过他，你说多巧！对木刻界来讲他简直是圣人，我居然不到二十岁就见到他，而且作为美术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陪他在北京参观。他还送我一幅原作。

南方周末：他到中国来什么机缘？

黄永玉：中国请他来。中国那个时候比较保守，这个老人家来，是他的女朋友，不是妻子，陪他一起来，又高又大又胖又黑，挂了一些圆珠项链，很大一颗颗球，像鲁智深一样。上面居然叫我们暗示他，欢迎他下次同夫人一起来。

还有一位墨西哥左派画家西盖罗斯，也是一个革命家。他从苏联到的中国，在苏联时发表了一些对印象派、现代绘画的看法，不是苏联那种理论，这边就有人打了招呼，说这个人的艺术观点有点问题。我们接待了他，一起照相、一起玩，他走了我们才听说：他是墨西哥共产党中央主席，我们的领导都不知道。你说多好玩啊！

黄永玉喜欢谈狗，“民主”和“科学”是他养的两条狗。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看，‘民主’被关进去了，‘科学’也就不闹了。” （南方周末记者 蒋彬/图）

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

南方周末：你1946年去了香港，为什么后来要回大陆？

黄永玉：我认为我很左，是进步的，回来才知道自己落后。我想入不入党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左派，回来后才发现分别这么大。那时候在香港有朋友启发我让我入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不懂，我以为他要让我加薪、提级，我说你不要客气。以后懂事的时候想入，又不要你了。

南方周末：一直有个说法是，沈从文给你写信，召唤你回大陆，所以你回来了。

黄永玉：他不召唤我，我也会回来，因为我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常务理事，是没有办法才到香港的，香港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新的社会，这么平等、这么自由、能够有好发展，怎么不回来呢？

南方周末：回来后有过失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