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最有名记者黄裳“没有人能写他那样散文”

周立民（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黄裳与巴金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一直是一段佳话。黄裳最早在南开中学的时候，是巴老三哥李尧林的学生，后来“三哥”到了上海，黄裳正好也到了上海，但这个时候巴金在重庆。黄裳后来带着李尧林的信到了四川，见到了巴老。《锦帆集》是黄裳的第一本书，巴老对这本书做了推荐，黄裳还看到巴老在他稿子上做的一些改动，黄裳很感动。后来那些没有收入在《锦帆集》中的文字，收在了另外一本书《锦帆集外》。所以可以看到，黄裳进入文坛，巴老的作用很大。不过那个时候，他们两人的交往不多。

1946年，他们都回到了上海，他们交往就开始密切起来。那个时期，黄裳、汪曾祺、黄永玉、穆旦经常固定一个时间在他们家。可以说，在1957年以前，黄裳是巴老最好的朋友，后来黄裳成了右派，两人交往就少了。1962年，黄裳给巴老写信说，可以见老朋友了。那个时候才又恢复了交往。文革以后，巴老《随想录》的发表和出版，黄裳其实是中间人，也是这些作品最早的读者。

黄裳写了很多巴老的文章，在巴老去世之后，黄裳写了《伤逝》一文，在我看来，这是纪念巴老最好的一篇文章。

孙郁（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以前编副刊的时候，开始与黄先生交往，一直通过文章来往交往。

黄裳是非常优秀的文章家，也可能是现在最后的文章大家了。他是藏书家，也是记者，他读书也读人，又有很高的艺术修养。他深厚的学养和艺术感觉，都在他的文章中显现出来，而他对文章总是追求精善秀雅。这是现在作家们很难企及的。

他刚刚踏入文坛的时候，只有20多岁，一出手就很惊人，而且这一水准一直保持到晚年。这在写作者那里是非常难得的。到了1990年代，他还宝刀不老。他做过记者，与周作人、钱锺书他们都有交往，在他身上，你可以看到文人与学者、传统与西洋的结合。他英文非常好，但他从不在他的文章中卖弄这些，他对传统很痴迷。

吴彬（三联书店资深编辑，《读书》前执行主编）

太突然了，脑子里头乱乱的。说老实话，我跟黄裳先生见面的时间并不多、也不长。但他从《读书》一创刊就给《读书》写文章，是《读书》仅有的从创刊一直写到他生命终止前不久的33年的老作者。可能再没有一个像他这样贯穿始终的作者。

最早见他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他来北京，那时我们都还是小孩，范用先生和几位老先生在人民出版社的食堂里一起请他吃饭。我们就像小孩听大人聊天呀，听他们几位老前辈在那讲过去的事情。黄裳先生基本上不怎么说话，都是别人讲得多。他比较端重地坐在那，埋头吃埋头喝。后来我们去上海到他家里做客，他给我们拿这个东西看拿那个东西看，但也不怎么说话，所以我们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交谈，倒是我们有时候喋喋不休地说这说那。

我想他说得最多的还是跟陆灏，因为同在一个地方，而且陆灏跟老先生的交情非比寻常。所以，我对他的印象都是从他写的文章里头来的，从他最早写《锦帆集》我都看过。当时我就吃惊，黄裳先生的文章从一开始就写得那么好。而且他一以贯之，一辈子都元气充沛，那么好的文章一直写到底，一生都保持了最高的水准。黄裳先生文革以后出版的第一本书《珠还记幸》就是我做的责任编辑。那是1985年，那本书也是我作为编辑编的平生第一本书。我编了他这么多年的文章，黄裳先生的字很难认，我练到看他的字一点都不困难，完全熟悉了他的笔体和字迹。这么寡言的一位老先生，又这么才气焕发，而且一生有这么多朋友，有时候我也很费解。

黄裳像丁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