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访]诗人杨炼：个人构成史诗 神在我们之内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引发对儒家专制的反思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让很多诗人后来的作品方向发生了改变呢？

杨炼：1983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坎，那个时候整个中国从文革，处于几乎完全休克状态，开始逐渐苏醒过来，1976年到1983年，经过了6、7年时间，人们开始从简单的对文革控诉追寻更深层次的思考，比如历史反思，中国号称文明古国，怎么会突然人和人之间的基本常识都丧失得如此彻底，怎么会一个孩子过来抽父母的耳光，怎么会学生把老师推到楼底下去，不是当做坏事，反而当做好事，杀人放火怎么会变成累累功勋，诸如此类的。所以这种历史反思，文化反思，不仅反思中国几千年的专制传统，而且反思儒家大一统社会内在的专制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是某个人只是受害者，是不是自己也是一种迫害者，在深度地自我反思下，实际上1983年我写《诺日朗》的时候，有两个不同层次的音乐动机，《日潮》，《血祭》，《开歌路》等等，代表了黑暗的鲜血淋淋的现实。到今天很多人都在说，《诺日朗》对他们影响很大，我相信《诺日朗》的精神结构也打开了他们的精神空间，这个能量让我们反思文革或者中国当代的历史。

但是突然“清除精神污染”这个运动以完全文革式的语言，口号，思维，包括报纸上那种气势，向人们压过来，等于你清清楚楚眼睁睁看着这个噩梦再次来到，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所感觉的压抑感比文革时候还沉重。所以1983年《诺日朗》被批判，1984年整整一年我没有发表作品的机会，但是并没有停止写作，继续沉思。

凤凰网文化：为什么不能再发表作品？

杨炼：因为“清除精神污染”不光是文学运动，它其实是政治运动。切切实实有一个晚上警察带着手铐到我的家里去砸门抓我的，那天晚上我正好没回家，还是有点老天保佑，但是危险是很清晰的。因此他也强迫我把思想进入更深一层，1984年我开始准备写《》那个长诗，就是我自己造了一个字的这部长诗，所以当大家都还在很高兴地写抒情诗，轻松地发表和被翻译的时候，我反而埋头花5年时间写这部长诗，当时我就开玩笑地说，这有点类似一场文学自杀。事实上回头看，我当时如果写几十首如今被散乱的忘记的短诗，远不如踏踏实实写一部作品。

现在中文诗歌的世界分量源于3300年传统

凤凰网文化：你算是中国少有的仍在海外活跃的诗人，在你看来，中国诗歌在国际上的分量是怎样的？

杨炼：如果说中国诗歌拿到世界上有分量，在国际最重要的诗歌节获奖等等，说白了人家信你，不是光信你一个人的创作，他是信你背后整个非常深刻的诗歌传统。一直穿过李白，杜甫，李商隐，李后主，苏东坡，穿过所有辉煌的名字，一直追溯到屈原，中国诗歌史的第一个名字，之所以他信你，是信一个3300年以来，自从语言创造以来，不停地在自己的语言里创造性转型的历史。我说是精神的血源上，屈原式的《天问》，向宇宙提问的这样一种能量应该一直贯穿到我自己的创作里。但是另一方面，我的创作又必须是一个当下中国的创作。

凤凰网文化：《天问》写尽了对宇宙对人类等等一切的提问，那么你觉得是要继续扮演提问者，还是不再需要提问？

杨炼：非常有意思。我在意大利获得过一个国际文学奖，叫PLAINO，每个获奖者要做一个演讲，而我演讲的标题就叫做《提问者》，堪称送给屈原的一首小小颂歌。屈原的《天问》实际上给出了古今中外诗人最棒的一个形象，就是提问者，我们在自己的这个时代，也在提出同样的但是要更加深刻的问题。比如《天问》的开头两句，“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宇宙之始，谁说的？圣经的开篇是，“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圣经的开头是一个肯定句。但是屈原没有把自己当作一个神，屈原清清楚楚的是一个人，但是他作为一个人给神或者给宇宙提出了真正的问题。我们讲故事的时候也经常说，从前怎么样，但是是谁说的？既提出了宇宙的问题，也提出了语言的问题。

我的长诗《》跟《天问》有某种相似性，我造了这个字，是“日和人”贯穿，我给它这个声音，YI，既是天人合一，也是内外合一，而这是一个无字之字，它并不是一个有含义的字，它是一个杨炼造的字。但是哪一个字不是人造的，所以这个字是一个问号，这个字重新让我们获得了创造语言的能力，或者说我花了5年时间写的这部长诗，通过造这一个字，抓住了人创造语言最初的那一刹那。在这个意义上，我确实觉得跟屈原的某跟神经很通，中国诗歌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打通千年的能量的话，我总觉得它辜负了现实和语言。

凤凰网文化：说到人与神，有的国度只有一个宗教，有的则有很多宗教很多神，也有人说“众神则无神”，所以人也是神，你怎么看？

杨炼：这个我跟西方的诗人谈论过很多，他们特别羡慕中国文化，因为西方的文化是从犹太教，天主教，基督教，这样一个宗教背景里面生长出来的，因此要想还原成为一种纯粹的独立思考的角色，纯粹独立的提问者形象非常困难。在很多地方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借用宗教的思维方式，比如进化论，为什么一定是进化论，为什么历史的逻辑就是那样的；包括人权，为什么就一定是人人平等，现在他们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被一种固定化的东西锁定。在这个前提下，没人敢提出问题。但是中国文化，当然有很多问题，但是从先天来看，他们说你们就甩掉了一个把人固着的东西，人就是人，而且是个人，所以中国文化他们觉得有一种先天的能量和能力，我也认为确实如此。所以综合我这30年来的写作，就是一部一个人的史诗，我像作曲家一样标上号，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最终完成的是一整部作品，而这一整部作品代表了我一个人穿透自己体会过的历史，完成从创世纪到受难，到超越升华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神其实真的就是在我们之内，某种意义上并不需要借神这个词来命名，因为艺术、文化、思想、智慧等等本来就应该是在人们里面发掘出来。

凤凰网文化：就像你之前说的个人被卷进历史，同时也构建了历史。

杨炼：比如说我有首比较晚进的长诗，《同心圆》，叙事诗。我把它称之为一部集大成的作品，它呈现的是我在文革之后，通过反思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构成从而挖掘中国现实。《同心圆》又概括了我在海外，国际性的漂流所打通的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之间，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一种界线，而发现整个人类的文化促进都和我们深刻的反思连在一起。《叙事诗》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所经历的大历史和自我真正连在一起，可以概括为，第一句话，大历史如何深刻地卷入到一个人的生活之内，第二个句子，因此一个人的内心如何构成了历史的深度。另外，美学上它不仅构成和古典诗歌的对抗发掘，通过神似构成高级的形似，截取从侵略里面已经打开的空间，真正把它建构成我们自己的一个非常深刻和非常丰富的诗歌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