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

于丹教授在北大被轰，本来是个算不上事的事儿，结果变成了公共话题，人们几乎一边倒地把矛头指向于丹。甚至当你听到现场录音跟人们的想象存在巨大差别后，也不相信眼见耳闻是真的，任凭自己的想象变成一架轰炸机，给公共知识分子来一通地毯式轰炸。不幸的是，这位擅长炖心灵鸡汤的教授成了“公知”的负面代言人。

紧接着，有家媒体做了一次网上调查：你最想轰下台的名人。结果，方舟子、孔庆东、司马南、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名人赫然在列，排在前面的，多是知识分子。过去知识分子没什么地位，排第九。后来，给了知识分子地位，结果还是被当成奚落对象，这责任只能由知识分子自己来承担了。中国知识分子是怎么自毁形象的，从现今的媒体上能看出一二：他们夸夸其谈，沽名钓誉，无所不知，缺乏公信力。本来是脑力劳动者，却常常干着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

不管怎么说，读书人一般在公众中的形象还是可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怎么到今天就变成这样了呢？是所谓言多必失吧。或者，从理查德·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中倒是能看出个所以然。波斯纳写过去完成时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我们正好是现在进行时。

波斯纳是一个法官，以前没想过写这本书，毕竟这个话题跟他从事的职业有一些距离。但是当年克林顿绯闻事件，美国的很多社会精英、知识分子或者经常在媒体露面的专家学者都在谈论这个话题，让他发现，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胡说八道，观点南辕北辙，根本不了解美国的法律，但是公众听不出来。于是波斯纳开始研究，这些经常在媒体上高谈阔论的人都是些什么家伙，他们除了不懂法律之外，还不懂什么。他研究了一遍之后发现，只要是在公共媒体上指指点点、胡言乱语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某个行业的专家，背景至少都是大学的教授。他很好奇，这些人胡说八道怎么没人管呢？他想站出来管管，就写了《公共知识分子》，这本书将几百年前的公共知识分子一直到今天活跃在美国媒体上的知识分子，从头到尾挨个讽刺了一遍。

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里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外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受过专门训练，掌握专门知识，以知识为谋生手段，以脑力劳动为职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群体。

从中西两个“知识分子”的定义不难看出，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定义还带有一点阶级色彩，西方是带有市场化色彩。

除了词典之外，很多人也在尝试给知识分子下定义，《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的作者弗兰克·弗里迪认为：“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刘易斯·科塞说知识分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皮埃尔·布尔迪厄说文化生产者“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齐格蒙特·鲍曼认为：“成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意味的，是要超越对自己的职业或艺术流派的偏爱与专注，关注真理、正义和时代趣味这些全球性问题。”爱德华·希尔斯说：“每个社会里面，都少不了一批人，他们具备超越凡夫俗子的本质才能，喜欢探索比日常生活之具体情境更为普遍、在时空层面更为遥远的符码，并且渴望与这些符码进行频繁交流与沟通。”保罗·霍兰德说：“‘知识分子’通常被视为通才而非专家，他们特别偏好那些源自中间领域的思想范畴，也因此，这批人创意无穷、戏谑嘲讽、心思敏锐、兴趣广泛，且多半具备某种天马行空、不切实际的人格特质。”

波斯纳这本《公共知识分子》重新审视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德行，为了不扩大打击面，他非常谨慎地把“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剥离开，他眼中的美国公共知识分子是：“必须身段灵活，见风使舵，随机应变，能迅速转移目标。并且，由于公共知识分子散播的是见解，不是新闻，因此多半倾向采取极端立场（或者说，惯于提出偏激主张的人士，更容易被公共知识分子这门行业所吸引），否则难以博得社会大众的青睐。……总而言之，公共知识分子以社会公众可以亲近的方式表述自我，并且专注于政治或意识形态中会引起一般大众关注的议题。他们可能依附于大学之内，也可能与大学毫不相干；可能是全职的学术人员，也可能是兼差性质；可能是新闻从业人员，也可能是出版界人士；可能是作家，也可能是艺术家；可能是政治人物，也可能是行政官员；可能为智库写作……他们最常做的事情，是针对眼前的社会争议性事件高谈阔论，或者就社会发展方向或健全与否进行反省与回应。他们反省的基调或许带有几丝乌托邦的色彩，企图引领社会迈向全新的思维；或是充满强烈的攻击性，因为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情绪远远超越提出改革计划的动力。每当他们针对时事发表评论，经常是固执己见，好恶分明，有时故示亲切，表现谦谦君子的姿态，但最常见的是穷追猛打，摆出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他们既好争辩，又喜欢采取极端的立场。学术公共知识分子写作的语调，通常会可以展现某种自觉性的（有时是被激发出来的）知识优越感。对于事实，他们却常常掉以轻心，但又鲁莽地急于发表预言。”

上面这段描述我们看着是不是有点眼熟？因为在我们身边，这类人已成雨后春笋，而滋养这些春笋的土壤就是信息的不断膨胀和媒体的不断增加，媒体需要他们的声音做秤砣，这些秤砣通过媒体和传播的一次次放大，变成一朵花。波斯纳称：“公共知识分子在很大层面上，可以说是一种名流现象。”知识或他们掌握的信息不见得是公共知识分子作品的唯一价值，他们在公众眼里产生的名人效应所带来的价值才是更大的价值。波斯纳说：“公共知识分子所‘贩售’的东西，算是典型的信誉商品。没有可靠的方法来检验公共知识分子产品的素质，消费者没有能力直接评估公共知识分子所言是否属实，而是看这些家伙有没有说服力。碰到这个节骨眼，口才自然就派上用场，成为信誉商品展示品质的强大工具……学历文凭、风格、外表仪态、人格操守等等，都是让听众对输出品质产生信赖的工具……一旦对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格有所怀疑，也会对他提出的观点产生怀疑。”

在波斯纳看来，在公共领域，学术价值已变得不重要，所有公共知识分子都会面临一个窘境：越贴近群众，知识越肤浅。当我们没事总说林志玲不会演戏只能充当花瓶做摆设时，公共知识分子何尝不是一个有文化含量的花瓶呢。

相比美国，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门槛要低很多，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突然大面积怒放，过滤和淘汰手段尚来不及形成，所以泥沙俱下。随着公众的慢慢成熟，一些华而不实的公共知识分子会逐步被淘汰。回想起几年前一些学术“超男超女”们出书签售，“粉丝”队伍排成九十九道弯，到今天于丹因为一场演出出现一点点不和谐之声，而被大众拎出来公审。怎么说呢？就算你有知识，出来随便混也是要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