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被时间浸湿了的梧桐树

（二）

若

诗是我们的信仰

是我们青春期里所剩的

情欲—美色—浪漫

何不再一次

打开情侣房

—请进！星星

—再见！太阳

（《老手》2007年8月）

如果诗歌是我们那个时代生活的一部分，那我就必须得先说说艾丹了！这是因为诗歌牵系了我们间二十多年的友谊。很多人知道艾丹是位著名的小说家、古董鉴赏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艾丹步入文学的前奏是他在诗歌上的才华。

老丹（艾丹的昵称）是上世纪1982年初春来的上海，我们在新华路老洋房里《文学报》的院子里见得面，当初，我们都是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那时，新华路两边的道儿上，梧桐树正爆着嫩芽。虽然当时的季节还是春寒料峭的寒煞阵阵，但彼此相识的兴奋已让我们忘记了这些，在没有空调的屋子里，我们脱去了外衣便“煮酒论诗”了！在交谈中，我能感受到的是，眼前这位比我小十来个月的青年诗人完全超出了他的年龄，生活阅历也超出了同龄人，而且非常的博学。确实，老丹在我们忙于高考复习的时候，他已大量地阅读了世界名著了。当时，那丫的在我面前谈论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海明威时是张口就来，我在他的面前，那简直像是没读过几本书的。羞愧难平之下，我只有拿出美国“垮掉派”诗作和艾略特诗作来“示威”，没想到，对方照样谈得头头是道，将我“压制”了下去。有关诗歌的先锋性，老丹顺口背诵了自己的作品，他谈到了芒克、北岛、顾城、杨炼等人的诗歌风格，并谈论了诗歌的音乐性。那时，他的话锋是沉着锐利的，并带着稍稍的刻薄。说到我早期作品的一些问题时，老丹大概是怕我伤心，反弹太大。他是绕着圈子这样提问的，“鸽子和麻雀谁美丽？”，弄得我是“明白人心里揣个兜”，真是有点装不下去，只有仰脖子喝酒的份儿了！

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消息不灵通，心里就感到堵的慌！想更多地了解“朦胧诗”的先锋性和前卫性，那就必须多读“朦胧派诗人”的作品，单靠当时的报纸和杂志是远远不够的。也就在那些自感苦闷不堪的时刻，老丹借了我不少“油印本”，而“油印本”无意中成了我文坛上的“消息源”。从他那里，我得知了芒克、北岛、顾城的文学创作活动的脉络，弄明白《今天》杂志是怎么回事儿了。以至于随着这条线而上，以后我在北京结识了芒克和顾城。

一般人只知道老丹爱喝上几口，喜欢“聚众闹夜”。这种说法有点太埋汰人。至今我还是难打消自己的这种看法：老丹是我朋友中最认真的人（但不排除他用假象去套乎别人），有时还感到他过于认真。也是在82年老丹来沪的那一次，我俩小酌之余后一起来到“文艺会堂”参加舞会。之前，他为自己没能穿上西装赴会感到不自在，当时，他是穿着夹克衫来上海的。为了不让他失望，我只有脱下自己的西装让他试身，没想到老丹个儿虽和我差不多，但比我肥，一试身就将我西装的左腋下崩个大口子，嗨，那是我当时唯一的一件西上装。回头两人见状是“咯咯”地憨笑，各自着身便装无可奈何地赶了场子。中途，老丹还有一番说道：

“诗人能不懂得跳舞吗？诗人去舞场能没有西装吗？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他很认真地发问道。没等我回答，他便给了答案：“诗中有舞蹈，舞蹈中有诗，西装就是那杆旗啊！。”

回想当初，我们对诗歌真的是非常痴迷的，话里行间都离不开诗。那些个日子里，诗歌还真成了我们年轻人的信仰！

1982年艾丹和作者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