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莱坞审查下的历史：抵制的徒劳

1952年，在米高梅公司（MGM）拍摄一部以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童年生活为题材的古装片期间，好莱坞电影制作法典委员会（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以下简称委员会）主任致信公司总经理。此举是1934年至1968年间电影制作的标准做法，即电影开机前要由电影制作法典委员会先行审查剧本并提出修改意见。《海斯法典》（Production Code）规定，剧本中的每处细节都要依循各项条文逐一审核，从而为美国影片划定了一个道德标准。此次，约瑟夫·布林（Joseph Breen）让《深宫怨》（Young Bess，又译《少女贝斯》）的制片们只在重写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的个性这一特定方向上下功夫。而布林提出该要求的原因，不含任何讽刺意味的说，竟然只是因为亨利八世“对待婚姻和离婚的态度令人作呕地轻薄”！【1】

每逢我在会议或研讨班上说起此事，总会引得哄堂大笑。为何如此呢？或许是由于它呈现出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回想起古典好莱坞时期，通常会自动联想到的市侩主义的两个层面。第一，委员会的审查员如清教徒般，毫无幽默感，他们之所以认定亨利的“轻薄”“有伤风化”并非因为由于它歪曲历史事实，而是因为它与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道德观念和文明标准相抵触。第二个看似可笑的理由是，委员会竟会抵制人们从电影等流行文化中了解并固化的亨利八世形象——一个荒唐可笑，野蛮粗暴的好色之徒，时不时在自己的妻子间“砍”出一条血路；考虑到好莱坞对待历史问题的传统，对此抵制的行为显得如此徒劳。

如果考虑到为了迎合委员会的要求，电影人通常会被迫背离已知的的历史事实，那么，这两方面就能联系起来了。1930年制订的《海斯法典》只有一处提及历史。12条禁令中的第10条宣称，“应公正地对待任何民族的历史……。”【2】这里用“公正地”，而不用“准确地”，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反映出的事实是，法典的目的不在于审查电影，而是竭力避免电拍出的电影中有冒犯之处。这种“公正的”历史是为了确保好莱坞电影能被全球观众所接受（并且通过电影中所涉及各个国家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这的确补充了法典中其他条文的功能，这些条文确保电影以尽可能少地删剪为美国本土审查委员会通过，而不必被视为“不道德的”或“淫秽的”而遭到全国风化军团（National Catholic Legion of Decency）的监督员谴责。作为约瑟夫·布林的接班人，杰弗里·舒洛克（Geoffrey Shurlock）说，审查的目的是“保护电影工业不为暴虐的观众所伤”。【3】于是，每部电影开机之前，剧本都要送至委员会分析人员处，他们与电影制作人一同确保电影最终能通过所有审查项目——比如猥亵、裸露、目无法纪、亵渎宗教。如果委员会认为剧本有“降低观众道德标准”的可能，或“没有体现出明确的是非观”【4】，那么电影脚本就会被退回重写。虽然此举意在促进电影摄制，但是法典却严重地束缚了电影人展现真实世界和真实人类行为的方式。二战期间，布林被迫坦承自己的立场，他直率地说，“法典的作用”只是要“成为引导道德的”，“并不创造任何确实性或现实性”。【5】

诚然，缺乏现实性与确定性一事长久以来一直居于批判的核心，导致了“典型”好莱坞历史题材电影的消退，特定时期的通俗剧、古装剧等不当、过时的历史刻画方式都是批判文章的矛头所指。即使在最愿意研究电影史的历史学家中间，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比如，罗伯特·布伦特·托普林（Robert Brent Toplin）认为应将这类历史题材电影中的“大多数”扔进“垃圾堆”，这样就能将过去“大大地简化”。【6】更具体地说来，在寻求“历史电影”定义的过程中，皮埃尔·索林（Pierre Sorlin）批判了几乎所有制作于“20世纪60年代前”的电影，因为它们“基于最陈腐的历史看法”。【7】20世纪60年代之后，电影人对待历史编纂学的态度有所改善，这种认识本身就暗示了委员会在早期历史电影的“陈腐”这一点上所发挥的作用——既然它也是一种关于《海斯法典》的老生常谈，而好莱坞历史电影“经典”风格得到与法典相平行的进展。1934年，电影制作法典委员会和“权威”历史的兴起同电影工业“洗白”自身形象的运动，“让美国中产阶级确信电影工业中的有产者尊严”的努力相关。【8】早在1935年，《综艺》（Variety）就发现了这一点，它观察到“历史档案”——包含在《红盾家族传奇》（The House of Rothschild）《英烈传》（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自由万岁》（Viva Villa ）《万世流芳》（The Story of Louis Pasteur ）等一系列电影中——明显不太可能“冒犯教会或其他好事的团体”。【9】所以，“经典”历史电影的格式、惯例与《海斯法典》形成紧密结合，而在《海斯法典》于1968废除，被分级制所取代后，新一轮的电影制作才得以全面发展。

也就是说，在1934年和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海斯法典》施加的道德限制不仅鼓励电影制作人转向历史题材的创作，而且鼓励他们“洗白”、歪曲甚至贬低历史，这个推断对不对呢？人们常常会想当然的认为，PCA歪曲历史事实，以反映当代美国想当然的的主流道德观念——然而，很少有人去深究而且现实情况也愈加复杂。还是以《深宫怨》为例，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如英国都铎王朝或宗教改革时期的任何阶段的历史所揭示的，亨利八世的确从未觉得终止与阿拉贡的凯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的婚姻是一件轻浮的事情；他对教皇的藐视以及与罗马教廷的决裂，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于极度分裂的国际国内政治，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如果能清楚的了解天主教会的历史，约瑟夫·布林和他的人就会意识到，以滑稽方式处理的离婚是不为《海斯法典》所接受的。【10】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事实与50年代的道德观是一致的。

关于《海斯法典》的历史，人们所评论的许多其他案例同样也是这个情况。的确，当威尔·海斯（Will Hays）任命布林为PCA的头时，布林所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明显的体现出类似的动态。正如格里高利·布莱克（Gregory Black）在他的作品《审查好莱坞》（Hollywood Censored）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华纳兄弟公司描写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与杜芭莉（the Comtesse DuBarry, JeanneBecu）关系的作品《杜芭莉夫人》（Madame DuBarry）【11】，不过是场景设定于宫廷中的一部粗俗的“床笫闹剧”罢了。剧本当中充斥着性乱、裸体暗示、杜芭莉教授皇太子（Dauphin）云雨之术，以及她为国王“拉皮条”等场景，还有她将皇宫卧室装上玻璃天花板的露骨性暗示。它触犯了《海斯法案》的多条规定，然而，它可能会“严重地冒犯法国”，而且会给国王的情妇杜芭莉以正面的形象。【12】剧本在1934年递交上去之后，布林直截了当的拒绝了这种“充斥着粗俗、淫秽与明目张胆的通奸”的东西。【13】

电影公司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尽管从1930年开始就有了《海斯法典》，但负责法案实施的片商关系委员会（Studio Relations Committee）受到各电影公司，尤其是华纳兄弟公司的公然藐视。然而，关注电影道德的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在三十年代早期变得越来越大，电影业非常担心它们的呼吁会招致联邦政府的直接监管。作为对风化联盟行为的回应，1934年PCA取代了SRC，他们将此举作为公开的赎罪行为，先下手为强，阻止联邦政府干预。拥有了比先前SRC更大的权力后，布林拿《杜芭莉夫人》开刀逼华纳兄弟公司就范，他干脆地回绝了制片人豪·瓦利斯（Hal Wallis）的请求，后者一本正经的称自己的电影“不过是一部关于‘历史真相’的讽刺剧。”【14】

在这种情况下，电影公司和PCA陷入了对峙，但是当电影业的主管机构（美国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协会）与布林站到一起时，布林不仅可以对电影进行大删大减，而且可以将自己明确的道德训导强加给电影公司。下面这条说教式的电影序幕就体现了这一点：

在路易十五的统治下，法国王室的权力与荣耀开始衰落。奢靡与愚蠢最终成功的点燃了普罗大众胸中憎恨与反抗的余烬。

本片描述的是一个将自己的子民抛之于脑后的国王——自私、傲慢、不择手段，他毁掉了自己的王国，将一座废墟留给了无能的孙子。

本片是对随后发生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的深思。【15】

暗示路易十五的通奸行为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因，这本身就明确地表明了布林对待历史的态度——将历史改头换面变成道德剧。

但布林并没有严重地歪曲历史——至少没有坏到篡改历史的程度，而瓦利斯和他的写手搞这一套已经不止一天了。路易十五与蓬巴杜夫人和杜巴丽夫人的性事，确实招来了当时那些心怀不满的人的刻薄谴责。蒂莫西·布兰宁（T.C.W Blanning）认为，传统上来说，“国王的情妇一直是帝王权势的象征，”然而在18世纪，法国公众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那些国王的政敌在散发的小册子中将路易十五描述为“一个被荒淫生活整垮了的虚弱的堕落分子。”他的死亡方式“仅仅是令他原本低劣的名声更加不堪，因为据说把他害死的天花，是从杜芭莉夫人为他搞来的一个农村姑娘那里染上的。王室失去尊重的情况同样发生在了路易十五的孙子路易十六的身上，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受到的色情诽谤常常与杜巴丽不相上下。淫乱或许不是引发法国大革命的主要原因，但的确导致了波旁王朝合法政治地位的迅速丧失。当然，PCA首要关注的是30年代美国的道德状况，而不是18世纪法国的，而且进一步的改动“导致了这部电影让人无法看懂，”但华纳兄弟公司却根本不可能抗议，说布林是歪曲历史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汉密尔顿夫人》(That Hamilton Woman!，1941)则是另一个例子，布林的干预引起了学术界的特别关注。肯·肖特对这部电影的制片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他细致地揭示了亚历山大·科达是如何将纳尔逊勋爵与艾玛汉密尔顿爵士夫人的爱情故事巧妙嵌入二战早期支持英国的战争宣传，这一目的又是如何受到了守则的阻挠。【19】科达有温斯顿·丘吉尔的支持，显然也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默许”，他在影片中讲述了1805年英国面临拿破仑入侵威胁的历史故事，来映射当时希特勒对英国的威胁，以“唤醒美国人民对深陷战争中的英国人民的同情之心”。【20】“纳尔逊抗敌救国”的故事是对美国中立主义与孤立主义政策的挑战，并且以一种“意图明显又分寸得当”的类比来迎合美国在1940年的“新同情情绪”。【21】但布林对国际政治毫无兴趣，相反，他关注的是纳尔逊与艾玛的恋情发生时不旦纳尔逊已婚，而且艾玛已是英国驻那不勒斯大使的夫人。威廉·汉密尔顿先生也有些有悖常理地鼓励他们二人的关系，弗朗西丝·纳尔逊夫人则坚决拒绝同丈夫离婚，尽管这桩丑闻已人尽皆知，他们还有了一个私生女儿。在布林的眼里，科达剧本的问题在于“将通奸的罪过美化为浪漫”。【22】

根据委员会剧本分析员杰克·维扎德的说法，委员会并非是要防范剧本描写某种特定问题，而是应确保“不能让思维不成熟者自己去判断剧中角色的行为是对还是错”。【23】科达的剧本就有太多疑问了；它实际上让纳尔逊和艾玛的关系变得“激动人心又充满浪漫”，布林甚至认为它会“让观众认为：如果他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自己也可以成为英雄”。【24】守则的实施策略是：如果一个角色的行为是错的，它就必须“贴上错的标签”。【25】因此，委员会有针对性地对剧本进行了一系列改动，剧中每一个主要角色都安排了谴责奸情的机会。其中有纳尔逊的父亲，这位诺福克牧师警告两人：“违背上帝的旨意，必定要付出代价”。【26】后来纳尔逊在特拉法加之战后死去，看起来就是他的罪行遭到了天谴。此外，他父亲还说过，“除非你现在就把自己抓起来，否则你们两人一定会堕入泥沼”。这句话在布林的坚持下放进了序言和尾声里，而且在剧中艾玛后来成了个穷困潦倒的酒鬼，游荡于加莱的街道之中，又因为偷了瓶酒被关进牢里。

正如肖特所写，科达的本意是用英国过去的英雄主义故事来激励观众，但在影片首尾加上的这些镜头严重地“妨碍”了这一目的。相反，它们倒是很有效果地提醒着观众：“忘恩负义的英格兰”已经忘记了艾玛的无私牺牲，纳尔逊要政府在他死后照顾艾玛的恳求也被无情地拒绝了。【27】艾玛入狱与容颜衰老的镜头固然让人感叹，但它对影片宣传价值的伤害甚于对历史事实的伤害。艾玛两次因欠钱入狱，也确实在加莱默默无闻地死去，终年五十且不名一文，她很可能死于酗酒导致的肝硬化。她与纳尔逊的关系长期受到社会指责－－当时的有钱人和贵族常常炫耀自己的情妇，却极少有知名人物真地离开自己的妻子。他们受到了许多朋友和同事的指责，少有人来看望他们，乔治三世和明托勋爵这样的重要人物也有意地冷落他们。【28】从纳尔逊的父亲在写给他的信中，显然可以看出他父亲－－至少一开始是－－对他“为罪所惑”感到极为不安，“我渴望能有一日见到一扇门打开，走过此门你可以免于现时之罪。”【29】

这些例子表明，制片守则非但没有迫使制片人们篡改历史以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反而促使他们更加注意影片在历史方面的准确性（即使在当时常常伴有粗暴的道德说教），这一点相当出人意料。当时的制片人们要么觉得历史不过是从小学生那里来的幽默段子，要么觉得历史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如何用于论今。当然，这些例子不符合有关守则影响后果的简单说法，但要了解守则对表现历史方面的真实影响，就需要更深入地调查。委员会档案馆内存有《汉密尔顿夫人》和《杜芭莉夫人》之类影片的大量相关文件，其中包含了大批可供分析的信件，显然吸引了电影历史学家们的注意力。而还有许多例子则不那么明显，也未得到充分利用，因为其中的文件对许多事情过于想当然，也漏掉了一些东西，但这些例子也可能因此会对支配当时电影制作的一些不容置疑的态度与偏见，做进一步的揭示。《浪子回头》（Beau Brummell，1954）刚好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这部电影于1951年正式开拍，是一部关于英国摄政时期的花花公子乔治·布赖恩·布鲁梅尔（George Bryan Brummell）的传记片，着重描写他和威尔士王子（后来的乔治四世）间的友谊。米高梅早在30年代后期就有了对本片的最初构想。但和《汉密尔顿夫人》情况不同，鲜有人认为这个故事会切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在50年代早期它又被重新采纳，它的本意仍然并非是把历史用于“宣传”，但的确是利用上了当时观众对英宫情史重燃兴趣这一点。1953年6月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女王，引燃了公众对皇室题材的热情，直至1955年的这段时间里，一系列相关主题电影相继推出，包括《深宫怨》（1953），《宝剑与玫瑰》（1953），《戴安娜》（1955）和《童贞女王》（1955）。然而，作为一部为斯图尔特·格兰杰和伊丽莎白·泰勒这两名演员量身打造的电影，《浪子回头》的制作方更多的是受到了《国王的故事》的直接启发，此片在1951年上映并大获成功，它是一部关于已退位的爱德华八世的自传电影，并且“印证”了——每个人都对皇室的私事感兴趣，倘若这些事儿不那么正经并且刺激。【30】

《浪子回头》意在票房而非政治， 也从没想过要保持历史的原汁原味，它纯粹是部没有争议的“华丽的盛装电影”。PCA的文件反映了这一点，这份文件不大，其中只有布林在1953年6月4日给米高梅的一封信（只有两页）。。然而相当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封信证明了守则的影响程度，好莱坞电影制作人已经熟谙守则条款并且在自我审查。PCA的信中有一个段落提及了一个小角色——布鲁梅尔和摄政王所属的“布鲁克斯俱乐部”里的男侍者。据PCA提及的，这位男侍者的问题是——暗示了他有性变态倾向，这违反了第二条款——不得以“任何形式暗示性变态“，确切地说就是同性恋。【31】然而很明显的是，无需PCA的提醒，电影制作人已经主动刻意去避免提及布鲁梅尔的“同性恋”传闻，即使他们的研究也委婉地暗示了他是一位“天生的单身汉”。【32】

事实上，编剧很快就拿定主意，用相当多的连续镜头把主角描绘成一个具备“男子气概”的异性恋。这想法是为了作补偿，既然电影无法绕开布鲁梅尔的那些事实——他不仅把大把时间花在穿衣打扮上，而且还和另一个男人，威尔士王子，甚为亲密。亚力克·库伯（Alec Coppel）【33】写道“倘若我们不强烈地表现出他对异性的喜爱，那就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娘娘腔的风险。”然而，片方并没有给布鲁梅尔“凭空创造”出一个浪漫对象—他们承认这种做法是“常规的票房标准”，相反，制片人山姆·津巴利斯特（Sam Zimbalist）雇了一位叫休·格雷（Hugh Gray）的英国剧作家和评论员，来搞这个项目。【34】格雷坚持“一定要在事实考据中挖掘布鲁梅尔可能有的真感情。”格雷找到了一封在布鲁梅尔50岁时，“一名不知名的女子”写给他的情书，津巴利斯特为之一振，这封信很可能揭示出他早年的一段感情。格雷注意到，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布鲁梅尔深受女人的爱慕，再结合布鲁梅尔对约克，拉特兰郡，德文郡的女公爵们以及埃斯特·斯坦霍普（Esther Stanhope）女士的“爱慕之情”，他建议“用一位没有历史记载的人物来代替她们，从他的流放岁月开始，布鲁梅尔就会用非常深情的语言为她写信。”【35】

如果找不到确凿的记载表明他年轻时有过一段深刻的恋情，那我们可以凭借后来发生的事来合理地反推。如果那位神秘的在他颠沛流离时还能看上他，那我们能不能由此大胆地推测出多年前他们曾经彼此爱恋呢？【36】

相反，库伯则为了“方便起见”，喜欢信手“捏造”，连考证都懒得去做。所以说格雷的那种基于考据推论的创作，在好莱坞是非常难得的。【37】津巴利斯特雇佣格雷，说明他比其他制片人更愿意尊重历史。但考虑到不能违反条款，以及迎合观众的期望，这段罗曼史的创作还是有必要的，更何况它还合乎情理。结果，一位虚构的人物，帕特里夏· 贝尔汉（Patricia Belham ）女士，就为伊丽莎白·泰勒量身创造出来了。当剧本被送到PCA办公室的桌子上时，布鲁梅尔的性取向也就没人在意了。【38】

但在威尔士王子婚事的处理上，情况就不太一样了，那是个更为棘手的问题。在1785年的12月，王子不正式地迎娶了玛丽娅·菲茨赫伯特（Maria Fitzherbert）。由于王子尚未成年而且国王也未同意，这违反了1772年的皇室婚姻法。此外，玛丽娅是一个天主教徒，这在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中也是被禁止的。事实上，如果这这桩婚事正式公开，那将使乔治失去王位继承权。因此，一方面在1787年，辉格党领袖詹姆斯·福克斯（James Fox）曾在下议院明确否认过这段婚姻的存在，另一方面，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甚至在王子迫于父亲与国会的压力与自己的表妹，布伦瑞克的卡罗琳（Caroline of Brunswick）在1795年成婚时，他们依然保持着来往。实际上，直到1811年，他们一直相当公开地生活在一起。到了那年的6月，在卡尔顿大厦举办了一场庆祝他成为摄政王子的宴会，在宴会上他暗示与玛利亚的关系走到了尽头。在以往，王子一向坚持让菲茨赫伯特夫人坐在桌首，表示她是自己的妻子，但是当晚她却被安排坐在桌脚，这公开表明了不认可她的地位。此后玛利亚便断绝了一切和王子的来往。【39】

津巴利斯特和他的编剧们清楚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格兰为他们准备了超过175页的研究笔记，包括了一份对这场婚外恋细致入微的总结。此外，他再次建议编剧们应当如何按照剧情需要对历史资料进行取舍。在描述布鲁梅尔与王子的关系之时，他们必须找到一个他们友谊破裂和随之而来布鲁梅尔流亡的原因。正如库伯所说，历史学家从来不知道“压倒人物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40】然而，格兰最终在一封爱尔兰诗人托马斯·穆尔所写的嘲仿信中找到了1811年两人关系破裂的证据，信中暗示人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两人曾因为在宴会上给予玛利亚的待遇发生争执。众所周知布鲁梅尔是支持菲茨赫伯特太太的存在的，而且格兰指出，那符合布鲁梅尔在宫廷中的花花公子“角色”，让王子可以借此指责其恶习。【41】通过这段爱情故事的塑造，格兰已经证明了这种创作好莱坞“戏说历史”的方法可以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同时创作戏剧。的确，一旦格兰的理念被接受，他们就能向当代的评论家鼓吹历史电影，即罗伯特·罗森斯通所说的“真实的创造”——一种能因为与现存历史观较为相符而被接受的戏剧化“小说”。【42】

可惜的是，《海斯法典》不会为此通融。这个故事人为地呈现出“对通奸行为处理不当”和对两人“不道德关系的颂扬”。【43】实际上，PCA对非正式婚姻本身并没有什么意见，因为从历史观点来看，两人确实在天主而不是法律的见证下成婚了（另一个原因就是王位继承法是歧视天主教徒的；布林看起来并不会过于关心是否该承认这段婚姻的合法性或者坚持这对恋人应当尊重这部法律）。【44】然而他们的结合在王子与卡罗琳公主成婚以后就是，或至少“看起来”，是不合法的。无论是将此认作是重婚还是通奸，这种行为显然都是“不道德”的。倘若他们的关系确实是不道德的话，制片人就不能利用他们的境况来引起“观众对此类人物的同情”，比如此前的艾玛·汉密尔顿和纳尔逊，而威尔士王子则应该为他的“罪过”而受到惩罚。【45】

尽管格兰已经对历史作出了充分的研究，他本人也对此故事的戏剧化处理感到满意，津巴利斯特却从来都没想过要挑战布林的权威。相反，他聘请了卡尔·腾伯格修改此剧的剧本，此举的结果就是历史被改写了。为了应对PCA的反对，腾伯格将这段恋情的发展时间写在1795年前，即卡罗琳公主抵达英国与威尔士王子成婚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把这段罗曼史称之为通奸或者重婚，更不需要为此做出解释或者宽恕。通过呈现（或者暗示）王子与玛利亚已经秘密成婚，电影描述了王子与布鲁梅尔尝试阻止与卡罗琳成婚的情节——阴谋让威尔士王子成为摄政王，在卡罗琳公主抵达之前废除皇室婚姻法。“没有人，”布鲁梅尔这样说道，“应当被迫按照议会法律做爱。”这是一个绝妙的解决方案；但同时也搞乱了整个故事背景的时间线。

故事最初被设定在1794年，就在王子奉旨成婚之前，那时他刚刚被迫“抛弃”玛丽娅。但实际情况是，彼时的布鲁梅尔还不到16岁，才刚刚加入威尔士王子的第10轻龙骑兵团。这就造成了另一个问题：鉴于故事始于布鲁梅尔离开兵团，而实际上他1789年才退出那个在皇室婚礼上起着重要作用的兵团。他是在王子奉旨成婚之后才成为国王的近身随从的，他当然无法提议王子去否定《皇室婚姻法》。此外，电影中首相皮特通过下议院限制摄政权以挫败王子与布鲁梅尔之计造成了他们的不和。这就涉及到历史上的”摄政危机”——当时英王乔治三世因卟啉症暂时不能自理，皮特首相让威尔士王子摄政的打算本可能会限制他赐封爵位和出售皇室财产的能力。在电影中布鲁梅尔说服了王子兼好友：虽然皇家权利不容篡夺，但折中计划被拒绝使得王子错失了掌权的一次机会，他也无法将他与玛丽娅的婚姻合法化；也导致了布鲁梅尔的身败名裂。然而历史上的摄政危机发生在1788年，那时候布鲁梅尔还未满十岁，连王子的面都没见过，更别提能影响到王子了。再有，正如格雷指出的，王子与这位花花公子的关系直到1811年才出现裂痕——已经在1806年去世的小威廉皮特根本没法卷入其中。【46】按照惯例，每部历史题材的电影都要标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但电影《浪子回头》开头仅简单地写着“拿破仑、纳尔逊和惠灵顿的年代”，那整部影片中没有任何涉及日期的参照也就不足为奇了。

电影制作人深谙这一切并且清楚地知道电影剧本的改编造成的对现实的扭曲。这一切只因为布林的一封短信指出了其中与海斯法案的相左之处，格雷的研究也即刻被搁置，不容反抗。遵循法案已成第二天性，这部电影也确实成为了一个不实的历史。

然而，《浪子回头》的PCA档案内还包含着另外一个有趣的文档。在此前的6月4日，PCA的某相关人员显然已被要求查核事实并写成一份供内部参考的备忘录——全长仅95个字，还包括一条从不知名的传记百科上抄的关于玛丽娅·安·菲茨波特的条目，上面写着她在1785年“嫁给了威尔士王子，乔治”，但他们的婚姻，根据《皇家婚姻法》和《王位继承法》，是无效的。上面还明确记录了她和威尔士王子住在一起“得到了皇家认可”，“甚至在王子与布伦瑞克的卡罗琳结婚后依旧与他保持夫妻关系”。【47】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少得可怜，但这微乎其微的研究也帮助了布林写成那封给米高梅公司的信。他不但基于道德上的“不可接受”反对有关王子和菲茨夫人“沉迷于非法性关系”的故事，而且暗指这是不符合历史的，他说“我们相信，在真实的历史中，在电影所讲述的时间内，他们实际上已经结婚了”。【48】

事实上，为了论证这一点，PCA内部对故事进行研究以针对此事进行反驳的事实本身就表明了PCA特别地重视不要轻易地否定史实，而是寻找一个使其适应现代道德的方法。PCA呼吁电影生产者既尊重历史又符合道德是没有任何实际理由的——行业强制执行法案的道德约束已经长达二十余年，并且津巴雷斯特显然也准备接受这一点。该备忘录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布林并不想承认PCA强迫好莱坞改写历史。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对PCA来说是一场公关灾难，将摧毁法案的可信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法案已经备受攻击）。【49】根据乔治·布莱克的记录，布林从他任期刚开始之时就已经另寻一种将著名小说改编为可接受电影的方法——“如果单纯地因为包含性主题而禁止将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及其他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那么电影业将看起来愚蠢至极。”【50】我认为，他试图寻找一个相似的方法来处理棘手的电影题材——因为反对史实同样“看起来愚蠢至极”。因此，在审查《杜巴里夫人》、《汉密尔顿夫人》以及《深宫怨》（又名《少女贝斯》）时，布林力求保持“真实”的历史与法案规定的道德行为一致。

一般来说这样确实会避免一些批评和挑战，但《浪子回头》的例子却与该错误观念不符。菲茨赫伯特夫人（Mrs Fitzherbert）与威尔士王子（Prince of Wales）结婚了，这是真的；乔治娶了卡罗琳公主，并继续了他与菲茨赫伯特夫人的关系，这也是真的；同时它还反映了另一个事实：《海斯法典》所秉持的道德标准与150年前摄政王（Prince Regent）所秉持的个人标准有很大不同。《海斯法典》的实施有这样一个要求：在重要性方面，历史角色本身的实际观点要低于道德联盟的观点。即使当历史的真实内容看似符合《海斯法典》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布林在这方面的策略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好莱坞历史影片‘写实主义’的缺乏。

回到《汉密尔顿夫人》，举例来说，或许它准确地表现了纳尔逊（Nelson）和爱玛（Emma）被众叛亲离的处境，爱玛随后也因为这个不光彩的事件而备受折磨，顺序搞错了，但布林也强迫导演柯尔达（Korda）超越事实，将这对爱人承认他们罪行的场景加到剧中。柯尔达清楚地知道这场精神危机（crise de conscience）——艾玛被迫宣称“我们的行为错的离谱”——与历史完全不符。1801年1月，在爱玛向纳尔逊下发“要他还是要我”的最后通牒之后，纳尔逊直截了当地“休了”他的妻子，不过爱玛则继续美化她在这段丑闻中的角色，把她自己形容为一个比纳尔逊夫人“更为可爱、更为高尚的女人”。【51】那时最值得注意的评论是《Short》检查出来的，即，当提到电影中这一场景时，费雯丽（Vivien Leigh）说那句台词的方式是她表演中“最不能令人信服”的一刻（甚至她的受人尊敬的传记作家也承认这一点）。【52】另外，柯尔达放弃了先前的写实主义的高度，改为强调诙谐模仿的情景剧——在一个电影中常见的钟声滴答滴答的午夜场景中，爱玛受到惊吓、感到恐惧并“全身僵硬”，预示着他们的厄运。这种按固定的传统风格处理的表演在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含蓄地承认剧中所表达感情的不诚实。由于《海斯法典》禁止描绘爱玛和纳尔逊的真实感觉和情感，因此它建议采用“非现实”的手法。因此，尽管《海斯法典》的执行并没有导致如电影《浪子回头》中那般的对历史的无耻扭曲，它所导致的较轻程度的不真实仍然导致了好莱坞经典古装剧的矫揉造作。

作为一个英国制片人，柯尔达并不认同《海斯法典》；但业界多数人默许了布林的方式，正如他们在对‘有问题’文学作品进行改编时所作的那样。《海斯法典》的执行确实导致了这样一种制片文化：历史必须被清除，过去的现实必须被限制——即使它们试图尽可能地避免“重写”事实。仅仅在极少数情况下，当布林受到敢于触碰底限的制片人的挑战时，他才需要详细解释PCA的项目。就在他退休前的1955年，当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公司（20th Century-Fox）制作电影《埃及王》（The Egyptian）时，他毫无选择只能强调该电影中违反《海斯法典》的内容——包括卖淫和安乐死——不能凭借历史来源进行正当辩护。“鉴于我们的文化，在当今文明社会对过去时代习俗和做法的描绘”代表了不可克服的“问题”：

这个故事存在对这些古代堕落和恶习的细节描述，我们担心这种描述会使人极度不快，尽管事实是它们可能更加真实、更具历史精确性。【53】

当然，这种做法把道德标准描述为绝对的而非相对的，固定在《海斯法典》的具体形式中，也固定在策划和实施该法典的天主教徒的特定信仰中。归根结底，电影中的历史必须根据当今的道德标准就行解释，不管那看起来有多么地与时代不符。PCA总是试图让电影通过审核，且经常努力寻找方法把历史变成道德课，但最后，在布林看来，如果违反《海斯法典》，那些‘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就不会被通过。

注释：1 《约瑟夫·布林致多雷·沙里的信》，1952年5月19日，洛杉矶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玛格丽特·赫里克图书馆特藏，PCA档案馆《深宫怨》档案。2 完整的1930年版《海斯法典》在加斯·乔威特的《电影：民主艺术》（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76）468-70页，以及莱奥纳德·J.杰夫和杰罗德·西蒙斯的著作：《和服中的女人：1920年-1960年的好莱坞、审查制度和<海斯法典>》（纽约，格罗夫威登菲尔出版社，1990），283-286页中都能看到。电子版地址请访问http://www.artsreformation.com/a001/hays-code.html3 斯蒂芬·普林斯，《古典电影中的暴力：1930-1968年好莱坞影院中的阴谋与粗暴管理》（新布伦瑞克，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03），38页。4 格里高利·布莱克，《好莱坞审查制度：道德、法典、天主教与电影》（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4），40页。5 托马斯·多赫提：《战争放映：好莱坞、美国文化和二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38页。6 罗伯特·布伦特·托普林，《历史学家与电影：一项研究日程》，《美国历史学报》78卷3期（1991年12月刊），1162页。7 皮埃尔·索林，《历史电影：历史学家的工具》，收录于约翰·E.奥康纳编《人造影像：对电影和电视的历史分析》（马拉巴尔，克雷格出版社，1990），42页。8 理查德·马特比，《<海斯法典>与海斯的机构》，收录于蒂诺·巴里奥编《大设计：1930-1939年，作为现代商业企业的好莱坞》（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5），63页。9 同上10 弗兰克·沃什的《原罪与审查制度：天主教堂与电影工业》（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4）引用了诸多案例，证明PCA对宗教题材的影片表现出尤其的兴趣，例如插手《圣女贞德》（Joan of Arc，1948）的制作，《长胜将军》（Captain from Castile，1948）中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描绘，甚至基于“题材远离教会”为由否决了加比列尔·帕斯卡1943年所写的《百年战争》的剧本。布林在这些事件中所采取的专断态度是由天主教历史权威们，还有像丹尼尔·洛德神父和约翰·戴福林这样的顾问在背后提供参考和支持的。11 布莱克，《审查好莱坞》， 176页。12《约瑟夫·布林致杰克·华纳的信》，1934年3月15日，4-6页，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PCA档案馆《杜芭莉夫人》档案。13 布莱克，《审查好莱坞》， 176页。14 《约瑟夫·布林致莫里斯·麦克肯希的信》，1934年3月16日，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PCA档案馆《杜芭莉夫人》档案。15 《杜芭莉夫人》（威廉·迪亚特尔导演，华纳兄弟公司出品，1934）。16 T.C.W.布兰宁，《权力的文化与文化的权力：1660-1789年，旧的欧洲政体》（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401页。17 同上，406页。18 同上，412页。19 K.R.M 肖特，《<汉密尔顿夫人>(1941)：宣传，女权主义和<海斯法典>》，《电影、电台与电视历史学报》11卷1期（1991），10卷13期。20 亚历山大·沃克，《费雯丽传》（伦敦，猎户星出版社，1987），207页。21 查尔斯·德拉赞，《柯尔达：英国唯一的电影大家》（伦敦，西奇威克&杰克森出版社，2002），232页22 肖特，《<汉密尔顿夫人>(1941)：宣传，女权主义和<海斯法典>》，10页。23 杰克·维扎德，《非礼勿视：好莱坞审查制度下的生活》（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1970），83页。24 《约瑟夫·布林致亚历山大·柯尔达的信》，1940年10月15日，6页，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PCA档案馆《汉密尔顿夫人》档案。25 维扎德，《非礼勿视：好莱坞审查制度下的生活》，83页。26 《约瑟夫·布林致亚历山大·柯尔达的信》，1940年10月15日，1页，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PCA档案馆《汉密尔顿夫人》档案。27 肖特，《<汉密尔顿夫人>(1941)：宣传，女权主义和<海斯法典>》，12-13页。28 参见朱莉·皮克曼《艾玛·汉密尔顿》（伦敦，豪斯出版社，2005），111页，127页。29 特里·柯尔曼，《尼尔森：一个人和他的神话》（伦敦，布鲁斯伯里出版社，2002），268页，276页。30 亚力克·科佩尔，《剧本笔记》，1952年4月17日，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米高梅公司剧本馆藏，《浪子回头》档案，234-684页。31 《约瑟夫·布林致多雷·沙里的信》，1953年6月4日，2页，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PCA档案馆《浪子回头》档案。32 休·格雷，《调查笔记》，1951年6月7日，50页，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米高梅公司剧本馆藏，《浪子回头》档案，234-677页。33 亚力克·科佩尔，《剧本笔记》，9页。34 同上。格雷是一名英国剧作家及《听众》杂志的影评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系列历史题材影片中担任剧本审查，其中包括《你往何处去》（Quo Vadis）和《木马屠城记》（Helen of Troy）。更多信息请参见大卫·埃尔德里奇，《好莱坞的历史电影》（伦敦，托里斯出版社，2006）35 休·格雷，《调查笔记》，47页，43页。36 同上， 50页。37 亚力克·科佩尔，《剧本笔记》，6页。38 可以设想的是这位女子气的管家最开始是想设定成与布鲁梅尔形成鲜明对比的角色的，他的出场可以更大程度的体现布鲁梅尔是个“直男”。39 休·格雷，《调查笔记》；E.A.史密斯，《乔治四世》（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119页。40 亚力克·科佩尔，《剧本笔记》，5页。41 休·格雷，《调查笔记》，25页，173页。 作为对格雷1951年的调查笔记的对比，历史学家斯蒂文·帕里西恩表示布鲁梅尔因为其对菲茨赫伯特夫人“持续不断的轻视的评论”而“激怒了皇室”。参见《乔治四世》（伦敦，圣马丁出版社，2002），113-114页。42 罗伯特·罗森斯通，《过去的影像：电影对我们所知的历史的挑战》（伦敦，哈佛大学出版社，1995），72页。43 《约瑟夫·布林致多雷·沙里的信》，1953年6月4日。44 法典中声称在电影中“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都不能对违法行为表示同情或赞同。”45 《约瑟夫·布林致多雷·沙里的信》，1953年6月4日。46 《浪子回头》 （柯蒂斯·伯恩哈特导演，米高梅公司出品， 1954）。 威尔士王子，菲茨赫伯特夫人和乔治·布鲁梅尔三人的真实年表，参见《快乐王子：威尔士王子与摄政时期的诞生》（伦敦，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98年）112-115页，198-199页。47 《菲茨赫伯特，玛丽·安妮》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PCA档案馆《浪子回头》档案，未标注日期的备忘录。48 《约瑟夫·布林致多雷·沙里的信》，1953年6月4日。49 尽管二战后《海斯法典》经过了重新修订，变得限制更多，但在1952年最高法院判定州审查机构无权禁映罗贝托·罗塞里尼的《奇迹》（此片为两段式电影，罗塞里尼执导部分为下部，参见：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763626/——译注）后，它就从根本上被破坏了。这扩大了对人们在电影上自由发表意见的保护范围，同时也向电影制作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他们可以拍摄更多的“成熟”电影，而不用担心与联邦和州的审查机构做抗争的风险。1953年，奥托·普雷明格成为第一个无视《海斯法典》的好莱坞大导演，他在没拿到PCA上映许可的情况下直接发行了《蓝月亮》。布林则于1954年10月离开了PCA。50 布莱克，《审查好莱坞》， 207页。51 大卫·霍瓦斯与斯蒂芬·霍瓦斯，《纳尔逊：不朽的回忆》（伦敦，康威海事出版社，1988）242页；马丁·唐纳，《纳尔逊的小钱包》，（伦敦，矮脚鸡出版社，2004），267页。52 亚历山大·沃克，《费雯丽传》（伦敦，猎户星出版社，1987），212页。沃克在此写道，在这句台词的衔接上，真实性的缺失加倍体现了出来，而那个时代的观众早已看出费雯丽正陷入一场和劳伦斯·奥利佛的风流韵事中，尽管她此时已经和吉尔·埃斯蒙德结婚。劳伦斯·奥利佛于1940年8月28日离婚，31日就和费雯丽结婚了。 53 《约瑟夫·布林致弗兰克·麦卡锡的信》，1953年7月17日，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PCA档案馆《埃及王》档案。在信中他强调了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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