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区衰退记：如何收拾破碎的乌托邦

栗宪庭

他认为宋庄艺术区的繁荣开始于2006年，这一年，宋庄艺术区形成一定规模，获准进入“第一批北京市文化产业园区”名单，也举办了第一届宋庄艺术节。在文章中，老栗认为：“2012年是迄今为止宋庄艺术生态最严峻的一年。”

然而谁承想，在文章写成的6个月后，宋庄艺术区就迎来了疾风骤雨。通州区公安局与宋庄镇政府张布告示：利用三个月的时间（5、6、7月）对宋庄镇27个村的艺术资源进行调查。随后，宋庄美术馆东侧新盖好的一片楼盘，也被当地部门宣布为非法小产权房、查封。栗宪庭原本认为，相比费家村、草场地、798等艺术区，大概只有宋庄和上苑这种偏远的郊区农村没有中间开发商的介入，都是艺术家与农民私下进行租赁与买卖。但是，发展到今天，宋庄已然成为老栗的一个“梦魇”：“一是意识形态管理太严，第二就是宋庄越来越地产化。”

“地产化”——朱其这样评论：“说到底，当年留住艺术家的目的，还是为了开发房地产，也不是真正为了当代艺术。现在房地产启动了，艺术家再占着地儿不利于地产开发，随着高层子弟都去宋庄拿地，土地不够的话，后面该让艺术家腾地儿了。”整个夏天，宋庄都在紧张、神秘的气氛中度过。

对于城内的艺术区来说，“地产化”骚扰早就开始了。从2009年上半年起，朝阳区出于城建规划和土地储备的需要，区内五环外大部分乡、村用地面临拆迁改造。将府、索家村、东营、创意正阳……朝阳区东北部城乡接合部兴起的十几个艺术区都面临腾退拆迁。从那时起，一系列“拆迁”与“反拆迁”的追逐战轮番上演。

今年8月初，崔各庄文化艺术中心也连遭拆迁队武装拆迁，焦点还是开发商与艺术家的利益纠葛，斗争的背后问题是全副武装的拆迁队从何而来？9月798艺术区的画廊空间连遭二房东暴力打砸，事件一度恶化至死亡威胁，“二房东”暴力的背后谁在撑腰？

一切也许是因为当初的文化政策从一开始就附属于政治与经济产业，它不过是向泛着鱼腥的海面抛出的一枚饵食。鱼群聚集起来了，捕捞者收网的时候也到了。

正如老栗在自己文章结尾的感叹：“从我建议启动宋庄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我就曾经怀疑自己是做了一件好事还是做了一件坏事。十年过去了，宋庄艺术创意产业的是非完全被混淆，乌托邦终究是乌托邦，梦想的破碎依然是我们的常态。”

草场地艺术区

“村中城”，封闭的小王国

如果没有地产经济的诱捕与骚扰，大大小小的艺术区真的称得上自足的乌托邦吗？为什么发展了上十年的艺术区——一个活生生的生态系统如此不堪一击？

从2005年起，栗宪庭就连续撰写了《宋庄集市展序》《艺术集市2007》，将精力集中到“探讨低端市场”上，他在《艺术集市2007》中设想过：“一幅作品上拍，动辄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实质上，这个市场已经变成了一个由世界上一小撮人操纵的游戏，它不但把大多数喜欢艺术的人拒斥在门外，就连大多数收藏家都难于问津，而且，这个市场也与绝大多数艺术家无关。探索低端艺术市场，或者说从建立低端市场开始，目标在于：逐渐建立和调整出一个既与绝大多数艺术家有关联，又与中国老百姓有关联的自主艺术市场。”

老栗的洞见的确看穿了疯狂的当代艺术背后无法克服的顽疾。细数北京的艺术区，大多数建在城乡结合部，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后，北京的艺术区就相继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景观：艺术村。这里租住着各路艺术大腕，但是除了吃饭、买菜等日常生活消费以外，里面的村民对高墙内的艺术家、工作并不了解，草场地的村民甚至不知道艾未未在几号院，也许他们压根就不知道艾未未是谁，尽管这个大胡子经常出现在自己面前。

与急速扩张的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城中村”相反，艺术家聚集的费家村、草场地等几个艺术区内形成了“村中城”——高墙里面是富裕、整洁而有情趣的工作室，外面是弯曲的渣土路、散乱的生活垃圾，逢到雨天，这种落差就会被无限放大。常年混迹于艺术圈内的时评人陈晓峰正为此事头疼。在他看来，“原本极具新文化意义的艺术区（诸如798、宋庄）的创造性价值被弱化、消解了”，原因在于“艺术区已被割裂和孤立的思维观念占领，无法从更开阔的社会层面来回应今天自身精神领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