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色情杂志创办人钟健强：最蓬勃的黄色事业在内地

香港和他

“为什么选择做色情杂志？”我问钟健强。

他并不高看自己的咸书事业一眼。维基百科“圣士提反书院”词条里有个校友录，“钟健强”三字赫然在内。我告诉他此事。他自嘲道：“不知道是谁把我的名字放上去的，我看了之后吓了一跳。其他校友都是名人，而且是名气大大的，突然间跑出我这么一件‘蛋散’来(“蛋散”是粤语里对人的贬称，有“无用”的意思)……”

对于为何做色情杂志的问题，钟健强脸色变得凝重，声音变得低沉缓慢，“我记得有个一楼一凤跟我说，每过一个月左右，就会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来嫖妓。这个儿子是低能的，已经三十多岁了，但身体发育没有低能，有性需要，经常去摸隔壁的女学生。所以他的家人就带他来嫖妓了。你说是不是有需要？其实是有的。但这些事情我是不能讲的。”

在1989年至1997年间，港人惶惑于前途命运，垂青于让他们减压的东西，如无厘头电影，如色情产品。钟健强眼中的天才周星驰，奠定其“喜剧之王”地位的电影，大多在这个时段产生。

而“咸湿文化”本来在港流行。1989年，黄、倪匡、蔡澜主持成人电视节目“今夜不设防”，邀请张国荣等名人做嘉宾，大开黄腔，广受欢迎。旅港多年的台湾文化学者易之临曾指出，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叶子楣因拍三级片而在香港走红，香港“去看‘咸湿电影’的，不再局限于阿伯，不再局限于男性，而已普及至在办公室每天朝九晚五上班的年轻女性”。(1991年4月11日《中时晚报》)

在这种环境里做色情杂志，钟健强没有社会压力。他的家人、朋友、老师，全部都知道他做这个。中学老师跟他见面时还会揶揄他：“做不做封面啊？倒闭了没有啊？”当年教过他的女老师，现在已是祖母级人物，会跟他开玩笑说：“我可不可以做封面啊？”

“做咸书的时候，我除了要过老婆这一关以外，其他都没有理会过。”钟健强说，当初如果妻子反对，他会放弃做。妻子是某知名时装公司的高管，一句“一盘生意而已”，让钟健强如释重负。

钟健强珍视能让色情杂志出现的香港。28岁那年，他和朋友通过电视直播北望神州，一群男人哭得一塌糊涂。在谈话中，除了“就这么简单”口头禅外，他还喜欢在一番针砭后说，“对不起，我是在自由社会长大的，不要介意我这样说哈。”

在酒吧里，他频繁地打着呵欠，但依然说得兴高采烈。这时邻座传来“砰”的一声响。钟健强条件反射般站起，走过去扶起地上的一个女人。原来是一名女士醉酒倒地了，把酒杯也打碎。钟健强扶她坐好，反复问她：“有没有割伤啊？”确认女士没被割伤后，才返座继续谈话。

钟健强谈自己这一代人和香港80后、90后的区别，“我是60后，那时很穷，什么都要自己去拼，我们是没有资格埋怨的。现在80后条件好了，却有很多怨言。而90后呢，他们遇到一个没有什么希望的时代――挣钱、发展的机会都在内地了，他们就不是埋怨，而是放纵了。”

一代有一代的风气，不变的是，他依然庆幸还有一个地方允许人表达意见，“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自由思想、言论自由重要。香港人骂政府是家常便饭。政府你不对，我就骂咯，就这么简单。哇，在某些地方，原来你骂政府是会死的，是会被关上十几年的……”

相比失去色情杂志，他更恐惧失去香港。曾经有人劝他运色情杂志到内地卖，他拒绝了，因为这在内地是犯法的，“有人用十分之一的价钱，向我买了过刊到内地卖。在深圳那边卖80元人民币一本。这些钱是他赚的，不是我赚的。我非常尊重各地的法律法规。内地有这样的法规，你就不要来搞我了。”

他话锋一转，“你说过50年不变，你也别来搞我了。哈哈，你有没有觉得香港人很顽固呢？”

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

人物周刊：在电影《豪情》里，古天乐饰演的角色和妓女发生了性关系。而古天乐演的就是你。你办色情杂志的时候，有那样做过吗？

钟健强：没有！不管你信不信都好。那时候我觉得，做这一行的大部分都不是好人，我不想跟这些人有瓜葛，不想欠他们的东西，我宁愿他们欠我的东西。全行业的人都清楚，如果被我知道员工嫖妓不给钱――嫖妓已经不正确了，还敢不给钱？我是马上炒掉他的。也因为这个原因，炒了很多员工。

人物周刊：跟内地相比，香港对色情业的管制是宽松的吗？

钟健强：说起来是这边比那边宽松。但实际是内地宽松好多！(大笑)在香港，如果你不是当场抓到，那就没事。但内地不是，内地是想办你就一定能办到。因为这种原因，所以就有黑钱存在。所以内地很繁华，所谓严打时其实也还有得玩，色情场所不要做出头鸟就行了，比如不要在香港的杂志做广告。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批评你的声音出现？比如说“诲淫诲盗”之类的。你怎么看？

钟健强：有！太多了！甚至有人说我做了这个色情杂志导致了他弟弟的死亡。但这完全不会影响到我。我不是作奸犯科，我没有逼人做任何事情。我经常跟员工说，你去给妓女拍照，女的如果不肯脱衣服，你就不要逼她，赶紧给她拍几张照片，好让她向老板有交代，回头就把她的相片删了。我到现在一躺下床就能睡着，我知道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

内地影视剧“大而无当”

人物周刊：在剧本创作中，有哪些精神或理念是你一直坚持的？

钟健强：我喜欢做些有暖意的东西。有个情景喜剧叫《城市故事》，是我入行没多久做的，我很喜欢。就是讲一家人之间的温馨故事。那时是香港的80年代，有对小夫妻拿出工资的一半买楼，回家每晚吃方便面，他们也是开心的。我喜欢写这些纵使是辛苦地熬但也希望开心的事情，像《金枝欲孽》那种勾心斗角的戏，我写不出来。

人物周刊：你在香港和内地都做过编剧，怎么评价内地的影视剧？

钟健强：用4个字来形容吧，“大而无当”。因为内地钱多，所以制作很宏大，但内容略显空洞和陈旧。你们都熟悉一个词：狗血。哈哈，狗血剧。现在内地都是这个阶段。韩剧也一样，内容很多时候都是癌症啊、死亡啊，很狗血的。其实是观众需求嘛。观众也要有一个进步的时间。香港的电视剧进化了这么多年，情况会好一点。现在内地影视剧就等于香港七八十年代起步那时候。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在内地的影视剧，还有什么不利于剧集质量的因素？

钟健强：哇，这个真是……要讲可以讲3天了。

人物周刊：那选一两条最重要的来讲吧？

钟健强：比如一个煤老板，拿钱出来拍一部电视剧，他是外行，一点都不懂，但可以审查你的剧，说好不好看，可以将他喜欢的演员――其实不合适的――就硬塞进去演。这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另外，电影或者电视公司，会找几个大学生写一大堆东西批你的剧。大学生也是外行，做这个影视剧的整个过程他都不在场，他们看了文字大纲之类的东西就开始批评，而且还是收钱做批评。无论是批评还是赞扬，只要有钱收就干，现在内地非常盛行这种东西，这是影响创作的。

希望香港能影响到内地的道德

人物周刊：在北京待过3年，你对内地有什么样的印象？

钟健强：香港人看内地，一定是不好的地方多过好的。你说内地有没有钱？有钱！但公德、道德就真的很差。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北京打的，难到“无伦”。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没有人会排队，大家都挤上去，而在香港是会排队的，内地一定不会。第二个原因是，香港(出租车)是不会拒载的，内地会拒载――“我去哪里哪里”，“我……我北走”，然后就开车走了。

人物周刊：吃的东西呢？食物安全方面有过担心吗？

钟健强：有毒食物说出来，是大家都不开心的事情。怎么可以为了赚钱，而去牺牲另外一些人的性命呢？我将这些归咎于“文革”。“文革”摧毁了所有的道德观念，像孔庙这些都推倒了。所以“文革”第二代，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道德，只知道什么叫赚钱，不会再有中国人原有的那种温柔敦厚。现在整个中国，有道德的只在香港。香港人即使害人，都不会害到令人连命都没了。我们不会做头发豉油，一定不会有六七年的鸡脚。别介意，我不是憎恶内地人，我只是憎恶没有道德的人。

人物周刊：香港的文化产品，例如港剧、港片、粤语歌，都曾对内地产生很大影响。现在香港这种影响力下降了，不少香港导演、明星北上。你如何看待香港的这种“失落”？

钟健强：香港以前每年有三百多部电影，现在只剩下十部。因为导演、演员大部分都北上赚钱了。香港的失落是因为这帮人离开了香港。不过，内地的电视剧只限于你们13亿人看，没有什么剧可以打出内地。但是香港这边，很早就已经证明自己是国际性的了，有很多剧打到了欧洲、美国。除了好莱坞之外，香港是第二个世界性的电影市场。我觉得这始终有作用发生的。

人物周刊：在未来的日子里，如果香港还可以再影响内地，将会是哪些东西起作用呢？

钟健强：我仍然觉得会是电影电视。我有些朋友已经开始回归了。干这行的人，除了赚钱外，还希望有一个发挥，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只是满足观众的要求，不希望受到限制。比如说鬼戏，鬼戏其实是讲人性的，它很重要，在泰国、美国、香港都有。但内地不允许拍鬼戏。《聊斋》是例外，他们说《聊斋》是名著……我希望香港能影响到内地的道德，希望内地能够重新有自己的奶粉、自己的油，重新有人与人之间的那份信任。不是说香港每个人都有很高的道德，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有那份信任。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言谈中？

钟健强：都无所谓。我只希望人们知道，这个人有趣味、他发生的事情有趣味，大家觉得这个人的人生不是淡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