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式忧郁：“不幸福”成为法国文化烙印

我疑故我在

悲情主义的原因之一，也许是法国人对于自我苛责的热爱。自笛卡尔以来，怀疑始终是法国哲学思想中首要的本能意识。精英学府巴黎科学与文学联大（Paris Sciences et Lettres）校长莫妮克-冈多–斯贝伯尔（Monique Canto-Sperber）同时也是一位哲学家，对此她表示说：“理性主义传统教会我们怀疑事物，批判性思维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我们眼中，满怀希望的人太过于天真。”在1759年出版的《老实人》（Candide, or The Optimist）中，伏尔泰嘲笑了在无法想象的恐怖面前盲目乐观的态度。小说中的主人公老实人在幡然醒悟后说道：“乐观，是悲伤时坚持一切都好的疯狂。”近期，一份法语杂志尝试解读当今法国人的悲观主义，并总结道：“这都是伏尔泰的错。我们觉得怀疑一切是一种潮流和精神领悟。”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是精英阶层的一种矫情表现。来自法国社会党的前文化部长贾克-郎（Jack Lang）认为：“在某种巴黎式的氛围中，郁郁寡欢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职业病。这在他们与整个法国社会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然而，法国历来珍视其文化界名流，因此这些人的影响甚广。法国文化是一种谈天说地、思考人生的文化。在法国电影中，对白比剧情重要，而法国的脱口秀则是滔滔不绝。1944年，即将进驻法国作战的英国部队得到了这样一份官方指南，其中写道：“法国人比我们更爱学术辩论。当你发现两个法国人在激烈争吵时请勿惊慌，通常情况下他们只是在探讨某个抽象的观点。”

在法国，哲学家被奉为国家瑰宝，他们甚至成为了明星，享受照片时常出现在各色杂志的待遇。而所有民众都必须接受法国思想精华的熏陶。哲学是所有中学毕业考试考生的必修课，青少年们在考试中面临着各种抽象考验：“人类是否无法避免自欺欺人？”，“我们是否有追求真相的责任？”。因此，如果说法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充满批判性思维的悲观主义者，导致法国国民性悲情主义的部分原因，恰恰也许来自对这一精英团体的无比崇尚。如果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作品在美国家喻户晓，那恐怕美国人也得性情阴郁。

这种批判性本能更是被植入了法国校园，使得负面化进一步扩大。老师评卷不给高分，赞扬学生时极端含蓄，是法国学校的一大传统。法国全国的考试打分是20分制，学生在听写中每出现一个错，就要被扣去一分半分，因此零分成为了家常便饭。法国教育的思维是，所有孩子都能够不断进步。导致的结果便是法国人自己口中的“积极态度”的缺失。

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调查显示，75%的法国学生对数学考试表示忧虑，这一比例直逼以“压力山大”著称的韩国学生的78%。法国的部分中学曾经进行过一次试点，用一种更为宽容的评分体系代替了原本的“笛卡尔标准”，政府近期在对此试点结果进行的总结中惊喜地发现，成绩落后的学生的旷课率有所下降，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地更为自信，而“面对失败时的压力也有所减轻”。

如果说法国人热衷于批评一切，他们同时也是理想主义者，而这两种身份相互之间并不融洽。在启蒙运动的哲学家和1789年大革命的影响下，尽管周期性的动荡和流血事件时有发生，通往理想社会的这一概念，始终是法国人心中坚定的信念。这一点在法国人权宣言中得到了最佳体现。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保证的是“所有美国人民的权利”，而13年后的法国宣言则高调表示以保证“全人类的权利”为己任。

时至今日，以持久的共和理想感召全世界、弘扬法国文化和语言的这一雄心壮志，始终激励着法国政坛。法国前总理多米尼克-德维尔潘（Dominique de Villepin）曾经撰文写道“法兰西唯有在追求理想时才能找到自我”，有意呼应夏尔-戴高乐曾经形容祖国时所说的“不同寻常的命运”。这为民族神话的创造提供了极佳的精神基础，正如戴高乐在法国从纳粹占领中解放后所展示的那样。然而，当现实与理想匹配失败时，自我批评的心态便开始作祟，痛苦油然而生。

对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而言，1968年五月风暴未能兑现的革命承诺，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文化影响力的衰退所带来的幻灭，始终是难以忘却的伤痛。而另外一些人难以将法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与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尤其是占领时期相联系。对于今日的法国，法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普霍夏松（Christophe Prochasson）说道：“对于美好未来的信仰已经告终，关于进步的危机正在蔓延。”

简而言之，法国人深知他们享受的是一种绝佳的生活方式，然而令他们感到沮丧的是，无论是法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已经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成为世界的繁荣与伟大之源了。这种心态的结果，用法国国际关系学院（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学者多米尼克-莫伊希（Dominique Mo si）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一种厄运和衰败感的折磨。我们心中有着这样一个伟大的祖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统治下的欧洲大国，一战中贡献了最大常备军事力量的协约国。如今，我们却不禁自问，我们是怎么了？”

痛，并快乐着

法国并非唯一一个因本国地位的衰落而陷入思考的国家。英国也曾有过辉煌的过去。然而，后殖民、后工业时代的英国人并未像法国人那样陷入举国抑郁，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从未认为他们的帝国曾为输出一种文化或模范社会而努力过。此外，英语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世界第一语言，也让英国人为本国文化影响力感到轻松不少。而相形之下，作为欧洲曾经的外交、文化界和精英阶层的首选语言，法语的衰落则成为了民族之殇。

因此，伊利诺伊大学的学者让-菲利浦-马蒂（Jean-Philippe Mathy）在他的《忧郁政治学》（Melancholy Politics）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理想主义法国对于民族衰落的哀思，与英国人的淡然处之截然不同。用普霍夏松先生的话来说，这几乎让法国人有一种受掠夺之感。“法国正在成为一个普通的国家，这让法国人陷入了无尽的悲观之中，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异常艰难。”

这重要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法国的高自杀率便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永不满足的法国人焦躁易怒，任何不顺心都可以成为他们挑衅和示威的借口。在这样一个沉溺于悲观主义的国度，自信难见踪影，这让政客们更加难以说服民众尝试新的处世方法。

不过，悲观主义并没有让法国人停止享受生活。法式享乐主义在悲情主义的弥漫下得以幸存——或者不如说是为法国人提供了一处逃离阴暗的避难所。即使在1789年大革命刚刚落幕之后，法国举国上下就显示出了一种“对愉悦的渴望”，对此，当代的一篇报纸文章写道：“占据于巴黎年轻人脑海的，是时尚的涌流，无止境的欢宴，以及他们的高档家具和情妇们给予的奢华享受。”璀璨烟火、时尚盛宴、马戏表演、旋转木马……当时的巴黎，至少是对于富人而言，是一座享乐至上的城市。在那个“疯狂年代”（les années folles），上流社会的美国游客乘坐汽轮抵达诺曼底，随后搭乘火车来到巴黎，忘情于法兰西，这片被历史学家哈维-列文斯坦（Harvey Levenstein）称为“不受美国的清教主义所拘束、追逐享受高于一切的乐土”。

悲情主义也没有打消法国人对于美丽和品味的追求。法国并未将阴郁丑陋的一面暴露在外，相反地，法国文化以优雅、感官享受、品质和形式著称：无论是高级定制的裙装上精致的手工缝线，还是糕点铺橱窗摆放的秀色可餐的覆盆子馅饼。生活的艺术依然是整个民族的优雅姿态和人们片刻欢愉的来源。法国向世界输出了全球最大的两个奢侈品集团，这并不只是个巧合。

当代法国文化也许没能孕育出第二个雨果或是莫里哀，而巴黎的现代化气息也许不及纽约和伦敦。但如果要说否定观扼杀了法国文明的创造力，这种观点难以成立。如果萨特当年是个乐观向上的年轻人，法国还能开创存在主义先河吗？

批判性的律动恰恰催生了法国的文化创新。法国电影新浪潮和法国文化理论，均是在对此前的艺术形式进行批判性重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法国历史上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也曾几度尾随萧条而至：普法战争战败后，绘画、文学和科学领域百花齐放；一战的恐惧消退之后，先锋艺术和时尚应运而生。法国设计师克里斯汀-拉克鲁瓦（Christian Lacroix）指出，法国的战争和革命为“极富创造力的重塑和新形式的奢华提供了温床”。

也许，法国人最需要的恰恰正是不满足感，他们也在疑虑中获得生长。塞尼克女士表示：“不快乐中也有一种愉悦感：这是法国文化思维方式的一部分。”罗杰-科恩（Roger Cohen）最近在《纽约时报》中写道：“不安和忧伤之于法国人，就如同敢做精神之于美国人，好像一枚民族荣誉勋章。”其实，悲观主义并不排除愉悦存在的可能。坐在街边的咖啡馆，摆出一副闷闷不乐的流行表情，也可以是一件有趣的事。傻子才知道乐观，聪明人有更好的选择。忧郁是种时髦货——当你打开又一瓶Saint-Emilion葡萄酒，向三层奶酪车伸出手，这种体会再贴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