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式忧郁：“不幸福”成为法国文化烙印

这是21世纪初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给世界带来生活之乐（joie de vivre）、三层奶酪推车，和时尚炸弹迪奥“新风貌”（New Look）的法兰西民族，何以如此忧郁？在世人眼中，这一全球最佳旅游胜地代表着一种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法国人尽情享受生活，拒绝成为工作的奴隶；他们懂得细品美食，对快餐文化不屑一顾；比起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他们更爱闲庭信步。然而，民意调查却显示，法国人比乌干达人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更压抑，对于国家的未来，比阿尔巴尼亚人和伊拉克人更悲观。在一份全球希望与幸福的晴雨表中，法国位列54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排名低于备受紧缩政策打击的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仅仅领先于葡萄牙。

当然，幸福是个模糊的概念。对于“你幸福吗”这样的问题，地球人基本都会给出肯定答案，但表示自己经常欢笑的却要少得多。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根据受访者前一天是否多次欢笑或微笑，或者是否做了有趣的事，制作了一份全球“积极体验指数表（positive experience index）”。在这一衡量标准中，法国的表现超过了全球平均值。但是，如果除去战乱和贫困国家，将法国与其它发达国家比较，法国人依然显得不够幸福。法国受访者的“愉快经历”少于美国、英国、德国、瑞士、瑞典、加拿大、挪威、荷兰、奥地利和比利时。看来，优活（bon vivant）之土并不幸福。

这种现象被巴黎经济学院的法国经济学家克劳迪娅-塞尼克（Claudia Senik）称为“法国忧郁之谜”。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她发现，法国人的幸福程度不仅落后于他们的生活水平和失业率，甚至低于比利时和加拿大的法语区居民（看来语言并不是原因），而比较同一地区的法国移民和非法国移民，得出的结论也依旧是法国人更不幸福（看来他们把忧郁带出了国门）。对此，塞尼克女士总结道：“在法国，不幸福似乎已经超越了生活的范畴，而是一种民族的烙印。”

塞尼克女士的发现不出所料地在法国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而当时访问巴黎的《纽约时报》作者莫琳-窦德（Maureen Dowd）则是受其启发，写下“生活之乐让步于冥思之癖”这样的妙语。法国的《世界报》刊登了题为“自由、平等、阴郁”的三页文章，试图解读法国民众“持久的忧郁”。法国还有着仅次于比利时和瑞士、高居西欧第三的自杀率。一项美国心理学研究显示，在十个发达国家中，法国人出现“明显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最高。似乎连法语都格外地负面——morosité, tristesse, malheur, chagrin, malaise, ennui, mélancolie, anomie, désespoir这些词不同程度地表达了“悲伤”、“忧郁”这一概念。法国人真的从骨子里就散发着如此之多的哀愁吗？

黑色的五十道阴影

法国文化中经久不衰的忧郁，主要来自法国近代史上的两个时期——分别以大革命和二战为起点。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封建君主制度瓦解，直到1814年的25年间，这个民族推翻了一代君主，经历了“恐怖时期”，失去了一个帝国。此后，以波德莱尔和萧邦为代表人物的浪漫主义运动，表达了一种包含着对旧时代的怀念，以及对于被理性主义思维和资产阶级价值观主宰的社会的复杂情绪。

1802年，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小说《勒内》（René）向世人展示了备受困扰的法国青年，将他们“哀伤、空虚而幻灭”的存在称为“世纪病”。在他的回忆录中，夏多布里昂称其起初并未预料到这部作品能够形成如此一股风潮：如果《勒内》不曾存在，我不会再写一遍……如今我们所闻尽是自哀自怜的残障断句，狂风暴雨是唯一的主题，总有未知的病体向云端和夜晚发出阵阵哀鸣。没有一个刚踏出校园的纨绔子弟不幻想自己的极端不幸，没有一个娇养儿到了十六岁还没有耗尽毕生所得，不自觉被才华所折磨，不在思索的深渊中为“激情之浪”所倾倒，不拍一拍他苍白而凌乱的前额，拿出一种不知名的悲伤哗众取宠，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为其命名。

法国文人对浪漫悲情主义的体验成为了一种享受。维克多-雨果写道：“忧郁，是悲伤中的幸福。”它被视为一种高雅的境界，一种高层次的美学概念。波德莱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并不否认欢乐能够与美丽相提并论。但我却要说，欢乐是美丽最为粗俗的修饰之一，而忧郁才是它最优雅的伴侣。”这种传统意识深深地植根于今天法国人的思维中。在法国中学生必读的文学作品中，包括雨果的诗作《忧郁症》，以及阿尔弗莱-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的《五月之夜》（La Nuit de Mai），其中的叙事者哀叹道：“我们之所以如此伟大，只因那巨大的伤痛。”

20世纪中期的法国诞生了第二股悲情主义的浪潮，使得忧郁的奇特魅力再次绽放。弗朗索瓦丝-萨冈（Francoise Sagan）1954年的作品《你好，忧愁》（Bonjour Tristesse）开篇便是17岁的塞西尔的哀叹：一种奇怪的忧郁侵袭着我，我不知是不是该用忧愁这个庄严而美丽的名称来称呼它。关于忧愁的想法总是吸引着我，但如今我几乎因它的过于自我感到羞愧。我知道乏味、遗憾的滋味，偶尔也会心生悔恨，但却从未体会过忧愁。如今它好像一张大网般笼罩着我，叫我乏力，又柔软无比，也让我与众不同。

然而，滋生于这第二段时期的惆怅，体现的不再是念旧，而是一种厌恶之情。在《局外人》中，阿尔贝-加缪的主人公默而索，也许最广为人知的一个痛苦的化身，其对立面是存在的不可知，或者说是荒诞。战后的法国戏剧屡屡呈现出这种荒诞，加缪、让-阿努伊（Jean Anouilh）及罗马尼亚裔法语剧作家尤金-尤涅斯库（Eugène Ionescu）等人的作品便是如此。爱尔兰人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用法语写了《等待戈多》。1953年一个严冬的夜晚，在这出剧目轰动英语国家的两年前，它在巴黎左岸75座的巴比仑剧院（Théa tre de Babylone）首演，让战后的巴黎从中找到了共鸣。

无论是加缪，还是与他同时代的让-保罗-萨特，本质上而言都不是悲观主义者。然而，主宰了想象力的，是存在主义的带来的折磨，而非其结论。确实，由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领衔的、汇聚于圣日耳曼德佩（Saint-Germain-des-Près）咖啡馆的左岸知识分子，将忧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人生哲理。当萨特将《恶心》（Nausea）的初稿交给伽利玛（Gallimard）出版社时，他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忧郁症》。

现代法国小说作家中悲情主义的翘楚也许是极富争议的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他的虚无主义作品包括《战线的延伸》（Whatever）和《基本粒子》（Atomized）。他笔下的人物总是过着空虚、龌龊、无望的人生。在《基本粒子》（The Elementary Particles）中他写道：“最后，只剩下寒冷、寂静和孤独。最后，死亡是唯一的归宿。”

当然，法国历史上也有不那么阴郁的时期。在经历1870至1871年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流血周的双重打击之后，印象主义画派画家用他们的颜料和画笔带来了光亮和色彩。尽管带着一丝世纪末的焦虑，这段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在法国的忧郁史中插入了一刻轻快的自信。1889年，古斯塔夫-埃菲尔（Gustave Eiffel）的那座著名铁塔问世。1900年，“光之城”巴黎吸引5100万游客来到主题为“巴黎——文明世界之都”（Paris, capital of the civilised world）的展览，以马蒂斯（Matisse）和德兰（Derain）为首的野兽派画家开始在画布上呈现鲜艳和温暖的色调。然而在当下的法国，悲情主义似乎再次占据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