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关门弟子姚奠中辞世 文革时曾遭批斗

12月27日凌晨5点50分，百岁鸿儒姚奠中在山西大学亦曲园家中辞世。

几天过去了，这位资深的国学传人辞世消息并未引起多少关注。这既源于他一世低调求简的作风，也映射出如今嘴上热衷国学者众、真正了解国学者凤毛麟角的现实。

以现在人的标准，无法准确地评价姚奠中的价值。姚奠中一生著述并不多，也不太注意学术“产量”，不追求“著作等身”，如果按照时下大学的考评办法来考核他，似乎很难达到那些所谓“特聘教授”的标准。

但在著名学者吴相洲看来，“姚先生是中国学术正脉的守护者。”

半世坎坷宽宏大器享高寿

姚奠中最为人所知的身份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1935年秋，姚奠中从山西教育学院国文系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当时章太炎先生在苏州创办国学讲习会，姚奠中每周都立在窗外旁听。讲习会正式学员有70多名，章太炎手拟条规亲为遴选，最终录取7名研究生，姚奠中排名第4。

章太炎辞世后，夫人汤国梨女士在章氏国学讲习会开办预备班，姚奠中被聘为讲师，教授文学史。时年24岁的姚奠中至此开始了国学的治学教书生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以正己为本，以从义为怀，以博学为知，以勇决为行，以用世为归，不苛于人，不阿于党，不囿于陋，不馁于势，不淫于华。”1939年姚奠中与同为章门弟子的柏逸荪创办“菿汉国学讲习班”弘扬章门学术时制定的十条“教条”。

在姚奠中的学生贺建军看来，这十条是“姚先生为学生，也是为自己确立的立身处世的原则性铭箴”。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大量流失，姚奠中频繁强调“民族之精神”、“固有文化”的重要性，并告诫他的弟子：“哲学系主要是讲西方哲学，中国哲学成了附庸；历史系讲授是世界史、中国史；只有中文系是以‘中’字打头的，因此承传中国文化的使命就落在了中文系的头上。”

“姚老的一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交织，大嬗变、大动荡、大变革的百年。姚老的经历本身就是折射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面镜子。”开始为姚奠中书写传记时，著名山西籍作家王东满面对姚奠中的一个世纪的生命维度第一次有了“胆怯与犹豫”。

当他将初拟的《大师姚奠中》、《姚奠中》、《姚奠中传》3个书名念给姚奠中时，姚奠中一听“大师”二字，哈哈大笑，摇头摆手：“别大师了！担不起、担不起……”最后选定不加任何修饰语的《姚奠中》。

“学习上比，生活下比。勤奋谦虚，身心健美。”这是姚先生对子女提出的希望和要求，也是他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的写照。

姚奠中的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在海内外学术界书法界享有崇高声望，亦是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女儿姚力芸说，外人以为以父亲一平方尺上万元之“润格”早已大发其财，其实他写字是不收费的，在他精神健旺之时会欣然提笔，分文不取。甚至作画时还十分节俭，一块小纸都要写满，怕浪费，别人送的好砚台他转手送人，自己用普通的石砚，他说：“工具能用就行，不必讲究太多”。

新中国成立后，辗转半生的姚奠中离开贵州大学回到家乡的山西大学执教。紧接着他在“肃反”中被隔离审查打成右派，挖矿炼铁，下乡劳动。“文革”中他又被批斗，住牛棚，掏茅厕，烧锅炉，修田挖崖。

一名弟子在整理姚奠中自“文革”以来9大本60多万字的日记时，心想姚老师备受冷遇20多年，日记中是不是有些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呀，“结果看了后才知道，一句也没有”。

每当子女谈及过去的不快与苦难，他会摇摇手说：“算了，让它过去吧。”

学术贯通看重悟性无山头

1978年，已年过六旬的姚奠中恢复名誉，继续治学授课并开始带研究生。第一件事就是担任组长，带领20余所高等院校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编写出了一套六册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作为20余所高校通用的古代文学课教材。

教学中，他全无门户之见，充分尊重学生个人对研究方向的喜好与选择。姚奠中专精于先秦诸子，但他所带的首届十一名研究生却并无一人以此为题，刘毓庆偏爱诗经，傅如一热衷唐诗，李正民青睐元好问，梁归智则是对《红楼梦》情有独钟。

在梁归智教授论文的序言，一开篇姚奠中便直言：“我不喜欢《红楼梦》……”即便如此，他还是支持学生博采众长，他的学生贺建军因研究《红楼梦》而成为周汝昌的私淑弟子，姚奠中非但没有生气还手书一首诗赠周汝昌：“证梦当年苦用心，雪芹异代得知音。读君佳句见怀抱，作育英才情意深。”

教学中，姚奠中强调基础和通才的重要性，提倡先通后专，由博返约。刘毓庆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姚先生上课不带教案，空着手上讲台。只是在布置作业时，才从口袋里掏出手掌大的小本或小纸条来，抄在黑板上。与学生沟通时从不用“你应该怎样怎样”的语气，而是和风细雨，温和而不失严肃的点拨。

近50年来，我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一位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那样的大师？姚奠中的回答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通才教育方面失之于偏颇、专业知识的覆盖面太窄。能通方有识，有识方有悟，有悟才有灵气、才有自己的喜爱和选择，从而逐渐形成自己的专长和特色。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基础，就不能成大器。”

据刘毓庆说，姚老师桌子上长期放着《庄子》、《老子》，“你问他什么，他能随口给你背出来。他能反复地去读这些东西。我们能吗？不能。我们在读《老子》的时候，只想着在里面找问题，找论文的题目，怎么能领会它的精神呢！”

他认为，姚先生超越了世俗的追求，把学问变成了人生修养的一门课程，变成了观察、认识分析现实的一种眼光和智慧。比如，他百岁以后读书看报一样也不少。往常他的生活，主旋律就是读书写字、思考问题。读书累了怎么办？累了就写写字。他干这些都不是随便写写画画，而是要从中领悟人生，培养自己健全的人格，进身于更高的人生境界。因而在他的书法、绘画中，渗透着他的学问，他的智慧和人生。“我从来没见过他打牌，抽烟喝酒更没有，也很少跟朋友一起热闹，也没见过他在别人面前夸夸其谈过，但讨论问题则是常有的。他把学术当作了修身的阶梯，当作了提升自己的手段。”

“以用世为归”、“回真向俗”是姚奠中最为鲜明的学术思想。“高深的学问，错上一个问题，只会影响圈里的几个人，而普及性读物面对的是社会大众，一点小错误就会误一大片人，姚先生认为普及性问题比高深学术更有必要投入力量去解决，所以他的文集面对最多的就是一般社会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问题。”刘毓庆说。

待人温文生活淡薄

晚年的姚奠中，生活力求恬静清淡。每天定时作息，定量就餐，读报写字和练习自编的十段操。经常有求字、求教、拜望、采访等各种各样登门者，如果身体允许，姚奠中尽可能接待。

来访者十之八九都希望与他合影，私下他会笑着叹息“我成模特了”，但从不对访者显出一丝怠慢。

虽然名满山西，然而“姚奠中”这个名字，还不为三晋之外更多的人熟知。学生们常常为老师感到惋惜，“要是姚先生这几十年是在北京而不是在太原的话，凭借他的学术修养和书画造诣，一定会有比现在更大的声望。”

“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读书人而已。”每当听到这些说法，姚奠中并无遗憾之情。

“学贵在识，艺贵在通，道贵在悟。三者备，是为中华人所独标之‘灵性’，其品味凌驾于智与慧之上，而不可以言语形迹表现。”周汝昌如此评价姚奠中。

书画家梁锋是山西解州镇人，与姚奠中的家乡稷山县同属河东地区，相距不远。在一次书法展上，梁锋结识了姚奠中，此后每年都到太原拜访求教。

一次交谈中，“姚先生谈到万荣的锅盔、油饼蒜菜、凉粉炒馍很是兴奋”，并嘱咐梁锋“下次来时带点解州的羊肉泡馍和绿豆饼尝尝。”

“等天气暖和了，回故乡看看。”梁锋说。

“行动不方便，你代我多看几眼吧。”

“天热了我陪你回去。”在一旁的姚力芸说。

只可惜，故乡未回，大师已逝。

刘毓庆说，现在很多学者学术与人格分裂，与人生分裂，与社会分裂。写文章是为了评职称，写大部头是为了出名，开讲办班是为了收出场费。“什么都想争，最后争到了这个，却失去了那个。而姚先生呢，一生什么都不争，但最后他得到的却要比别人多得多。”

“这是为什么呢？”刘毓庆反问。本报记者 田国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