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黄永玉驳鲁迅名言：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 用得着吗

【论写作】

希望反映丰富多彩时代

新京报：你这部小说容纳了太多东西，自己有考虑结构的问题吗？

黄永玉：我没有结构，按照年份写。现在正在写什么呢？写到学校，先碰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很有意思，一直到“文革”过后我们还有联系，懒洋洋的，对什么事都无所谓，是个印尼华侨，见谁谁都讨厌。他讨厌人家，人家也讨厌他。人家一生气，他就说“那那那我请客，小巴黎。”有的人不买账，请客也不理。就这么一个人。到了学校之后他不考试，在学校玩了一年多。跟我同班，比我大3、4岁。考试时脚都跷在课桌上，光脚，一边抠脚一边答题。老师说“你这个同学脚不要跷在桌子上考试。”十几分钟他就交卷了，什么都先交卷，最后看榜，他考第一。

新京报：后来还有联系吗？

黄永玉：到了解放后，他在侨委工作，讲话还是讲风凉话，到我家说“我没有办法啦，你现在当教授了。”有一次说要请我和我爱人吃饭，快走到餐厅时，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想吃东西。”我说“你这个混蛋。”“文革”后他又说请我吃饭，说这次真的请客。我找了7、8个他不认识的朋友，狠狠的，什么菜都叫，满满一桌。他吃一半站起来说“我这个人真无聊，请你们这帮无聊的人，花我这么多钱。”九几年在香港见，他又那个样子，说风凉话。所谓人性，他是个好人。这个人写完了，现在写另外一个。我也没有提纲，有提纲就限制了。

整个来讲，我希望反映一个时代，丰富多彩的。不是说这个是革命者，这个是落后的。

【叹故乡】

凤凰那种漂亮风格没有了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也有很鲜明的时代背景，比如写到了村里人对照相的看法，对孩子喝牛奶的议论。

黄永玉：外面传来一些文明的事情，大家就很惊奇。两节手电筒照不远，买个四节的，白天也照。后来有六节电池，能打到山顶上的庙里头。很多东西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感觉，我们有我们的感觉。比如一大清早，河边都是雾，几百妇女在河边洗衣服，太阳从山上出来……城墙、城门楼子、老远的桥、山上的雾，这些城里的孩子看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不懂得把感觉标示出来，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受到浸润。汽车都没有见过，老远一个点子，像一座房子一样。坐汽车的时候，上面走了，下面没有走，这是乡下人的感觉。个人有个人吸收的方式。

新京报：发布会上，你也提到了凤凰子弟的一些好传统。

黄永玉：到1950年我回去了也是这个状况，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带几个香港朋友到凤凰。当时正好过年，我们到山坡上的一家做客，那个人家给每个客人做一碗酒酿加鸡蛋，客人放了红包。我们告别下山，那个老太太拿着红包追下山来，“掉了东西，里头有钱！”“就是给你的。”“那怎么行，不要不要。”然后半路有个客人说帽子不知道丢到哪儿。我说总会有人拿来的。果然一个骑车的人追上来问“你们的帽子是不是？”当时是这样好的，现在你再去看看……

新京报：完全不一样了。

黄永玉：所以我现在都不想谈我家乡的事，老百姓自己并不喜欢这种风气，一进城要收费。我说我不敢回去，把我作为老百姓的黑后台，我不能表态。当年那种漂亮的风格都没有了。

【谈终极】

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

新京报：你曾经说过对身外之物并不在意，那你在意的是什么？

黄永玉：工作嘛，我干活有个特点，画到快完总觉得遗憾，没有画好，到了下张又发现有点问题，整个过程就是个遗憾的过程。我不是故意谦虚，就是很老实地创作。但是写文章，我可是尽了力了，一个字一个字，写文章比我画画认真得多，好费力，所以也快乐，反复雕琢。

新京报：刚才谈到你对生死的看法，那你怎么看自己的终极问题？

黄永玉：我死了以后，不要骨灰，也不要盒，烧完了，家里人就回来了，不要带东西回来。跟很多没有家的老百姓骨灰一样，混在一起。我在农场的时候，去火葬场搬骨灰，那骨灰有火燃烧的磷脂味道，然后倒在水田里面，那个稻子长得特别好。我死了以后，骨灰倒在稻田里，也不要江河湖海，不要搞这个，死的终极就是这样的。那么打块碑，就刻上“爱，怜悯，感恩。”爱所有的人；怜悯世界上做这么蠢这么残忍的事情；感恩，多谢前辈对你这么好，多谢朋友的爱。鲁迅说，如果一个人不活在人的心上，他就真的死了。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用得着吗？把我送到火葬场，朋友们回到我的家喝杯咖啡，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