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黄永玉驳鲁迅名言：干吗要活在人的心上 用得着吗

黄永玉 1924年7月9日出生于常德县，祖籍湘西凤凰，土家族人，中国画家。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开始以画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美协副主席。其代表作包括《比我老的老头》、《一路唱回故乡》等。

90岁的黄永玉日前出版了其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的第一部。接受采访时，黄永玉很多段话的结束是以他点燃手中的打火机为标志的，当他将打火机的火苗引向另一只手上的烟斗时，表示关于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已经结束。他的烟斗价值不菲，就像他收藏的那些乐器以及他养的那些狗一样。但他说自己对这些身外之物并不在意，有钱会买，无钱不想。“每天干活，对得起三顿饭就行了。”他不喜欢谈意义，他说如果他得罪过一些人，那是因为他求实。“我吹牛皮干什么？我又干吗要谦虚？”

【忆童年】

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

新京报：你的小说从狗狗也就是你本人两岁开始写，一个孩子两岁多的事情怎么还能记得那么清楚？

黄永玉:我跟你讲，我不是两岁多才有感觉，我妈妈刚生下我时，我不晓得几个月，双十节灯会，做很多灯笼。女学生们晚上提灯笼的时候抱着我游行，我就能感觉到那个灯。另外提着灯笼要坐木船过河，我也有害怕的感觉，这两个感觉一直留到现在。

新京报：为什么选择从两岁多开始写起？

黄永玉：印象深，那么安静的一个环境，老房子的空气这么凝重，年轻人都去上课去了，我跟两个老太太在一起，我的婆（奶奶）和太婆。如果你抽烟，那个烟都是直的，能听到母鸡生蛋的声音，到现在我都印象这么深，觉得这么有意思……

新京报：这么平静的环境，随着太婆去世被打破了？

黄永玉：她是在大风大浪里稳定的陀螺仪，不停地旋转。老人家在一个家庭里面就是一个陀螺仪。家庭起了变化，大概就是两个原因，老人家不在了或是老人家经济上供应不上了。太婆更有政治的感觉，她也没有钱，讲一句话可没什么特别的，但她在和不在可不一样。爷爷从外面赚钱回来养家，那是经济问题。

新京报：太婆去世，你第一次到了外婆家，那是不是你第一次接触全新的环境？

黄永玉：都是新鲜的，以前从来没有碰到的各种事情。我祖母也是小脚，但是没有让我看到过，但是外婆洗脚我看到，吓了一跳，怎么小脚是那个样子的。晚上睡觉我们头对脚，她的脚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到现在还在探索，对每一件事情都感到有兴趣。

【观生死】

小时候看杀头太多了

新京报：沈从文笔下也有很多土匪杀人的故事，你小时候对生死的观念会不会和别的地方成长起来的孩子不太一样？

黄永玉：看杀头看得太多了。小学一听到吹号，全校都跑去看杀头了，真的杀头就是一刀砍下去。到了黄昏放学，尸体都臭了，身体让狗咬了，头还在那里。我们把耳朵拎起来，扔到你身上。拿着耳朵的时候，耳朵烂了，头就掉了。当时对生死感觉很正常。抗战8年，又是轰炸，肠子粘在墙上，这种生活。解放以后到了“文革”我还怕什么？我才不怕呢！住到牛棚，有机会就出来玩。生死有什么了不起！

新京报：因为小时候看得太多？

黄永玉：我并不是说生死没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习惯了，对人生理解、对死亡理解的程度不一样。看死人看得太多了，这是社会性的杀戮。另外一种是风俗性的，我们那里把一个死人放到山上盖个房子，在尸体外面扣棺材，套四五个棺材，多少年以后就不臭了。我们下了学从棺材缝里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到了战争时候，抬伤兵来来往往，就不是很紧张，生死的界限不是太明确了。

新京报：“文革”的时候你怎么出去玩？

黄永玉：“文革”的时候我医疗本上全是病，全是假的，医生帮我签的。一签就有一个月的病假，我就在家里做烟斗啊，写生啊，去玩啊。还碰到过有些没有进牛棚的先生们，他们吓坏了。颐和园的谐趣园，我搭个帐篷，我们家都在那里。有个国画界的同志来玩，吓坏了，他沿着湖走过来叫我。“什么事？”“你回去不要说你在颐和园碰见我。”他没事也怕。我说“我什么时候到过颐和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