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莫言符合诺贝尔的“六个幸运号码”

诺贝尔极少颁发给市场和艺术两面讨好的作家

凤凰网文化：其实这回入围的也有很多，姑且不说欧美的，我就说说日本的村上春树。

许子东：村上春树他最初给我的感觉是，他完全是个纯文学作家，他好像还有点介乎于纯文学跟大众文学之间的，因为他的小说也挺好读的，比如说他要跟大江健三郎或者川端康成比的话，村上春树的作品比较通俗化，相对来说像《挪威的森林》这样的作品，他也可以畅销。在这一点上他又跟莫言也有点相似，因为莫言的作品也都挺畅销的，这两个作家也是得奖我觉得都不错。

不过有一点，像昆德拉也没得奖，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作家，因为诺贝尔通常不喜欢给这样两面讨好的作家，通常诺贝尔他喜欢给一些大家不注意，只有在很小的圈子里，大家才知道的，他们很希望扮演一个发现者，他们老想做哥伦布你知道吧，他老想是我发现了这个人，你们都不注意，然后经过我发现以后，从此他改变了文学史等等，但是他们不愿意来追认一个大家都已经都知道，非常红的那种，当然略萨是一个例外，略萨早就有名了，但是有好几个奖他们都是出意外的给一些他们认为非常棒的人。我刚才讲过，真正起作用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这个的确是，马尔克斯得奖以后是带来世界文学的改变。但是更多的是欧洲一些文学圈子自娱自乐，当然也不失水准，但是它没有什么影响。

所以你要回到讲莫言，村上春树，从文学奖我觉得差不多，但是从文化来讲，我要是评委的话我就愿意给中国，因为他们希望用帮助意见分子来影响中国，但是其实发现中国的国情效果很差，至少短期效果很差，中国人现在谁是高行健都完全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如果给一个官方许可的作家的话，大大改善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影响力，我要是评委的话我就会从这个角度出发，不是一个文学的理由。

西方作家思考人中国作家思考中国人

凤凰网文化：咱们就是再泛泛一点，大概就是说一下国内的文学环境和日本的文学环境，甚至国际化？

许子东：如果国际化一点当然是日本更加国际化一点，日本的文学的发展，日本现在国内的文化的生态跟美国很相似，所谓相似就是说它有一批作家它是做纯文学的，那么他们就不大考虑市场。另外一些文家就做大众文学，那么他也不太考虑获奖，当然奖也有分开，有不同的奖，有芥川奖，有什么奖，它都分类的。那么这个书在书店里也是把它分开的，读者方向也很分开的。所有这些作家都有个共同特点，他们没有太多的政治的考量，他们对于政治都干预的不太多，他们也不去太多的反省日本的历史，他们也不去太多的批判日本当前的政治，他们批判的就是通俗文学。

所以日本的文学生态跟西方世界是比较接近，跟它整个社会生态，而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非常特殊的例子，第一中国文学基础比任何国家都要强的，别的不要说，你只要现在看看手机短信的发达，微博这些都是文学，在实际上是举世无双的文学的土壤，中国这点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比的。第二，中国的作家不管你有意无意，你一定会介入对中国政治的批判，对中国历史的反思，对中国人前途的思考，换句话说忧国忧民始终是中国作家逃都逃不掉的一个责任，这个是跟日本跟西方很多国家很不一样。西方很多人思考人性，中国更多的人思考的是中国人这个问题。

所以整个大的生态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目前的文学我刚才讲了，它是被政府边缘化了，它自己走在一个小众的批判社会的角度，它已经把中国过去的60年的政治的所有的角度它都挖掘了，使它的影响被大众传媒，被各种东西掩盖了。但是中国文学走这条路是怎么错的，我们不必要去学人家的，中国的文学是靠中国人，靠中国人看。所以我觉得在定点上外国人怎么翻译，外面得什么奖，从来应该都是第二位的考虑。

凤凰网文化：咱这边人口基数大，读者加起来也不比欧洲都加一块少。

许子东：不仅是读者数量的问题，最主要是文学对于国家政治可能有的影响力，中国都是会比较大的。

凤凰网文化：但是这种文学反作用到政治，现在看还比较微弱。

许子东：当然，而且现在在被控制，但至少它要慢慢慢慢的就会有，我再举个例子，像《白鹿原》，《白鹿原》如果它本来有十分的批判力，现在拍成电影大概只留下三分了，但是即便它只留下三分的批判力，还要比起那些所谓的大片，张艺谋、陈凯歌拍的那些大片好十倍以上，你明白吗？就是因为它后面有文学，而那些《三枪拍案惊奇》、《无极》，那些是没有文学的。所以大众艺术，包括大众的电视，包括春晚这些东西，因为没有文学，没有这个东西的参与，已经使我们文化堕落的非常厉害。所以文学在我们整个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当中的作用应该越来越大才好，而不应该继续压榨缩小，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今年得，或者以后得，不管怎么样，中国有几个作家可以得诺贝尔奖，都是好的。这有点像什么？有点像中国有一个好山好水，中国人自己不懂得珍惜，某一天你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地方官员就把它拿来当宝贝来看护，好笨呐。像黄山这样的山，还要什么世界文化遗产，这个本来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还要填一块牌子。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