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子东：莫言符合诺贝尔的“六个幸运号码”

凤凰网文化讯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吸引了全球文学爱好者，在早前的两家著名博彩公司诺奖赔率表上，中国作家莫言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分别占据头两名。

著名学者许子东接受凤凰网文化对话，称莫言作品符合诺贝尔奖"六个幸运号码"，获奖有望。他认为，中文作家早已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但因为语言和翻译的问题，一直与奖项失之交臂。以下为对话实录：

《蛙》批判计划生育的角度很可能获诺奖评委赏识

凤凰网文化：您一般每年差不多这会儿您会比较特别的关注一下诺贝尔吗？或者发言啊什么什么的。

许子东：有的我不太熟悉我就不会关心，比较早的时候关心那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拉美的那个国家，《百年孤独》那个作者，那个作者得奖的时候我们比较关心。之后就是高行健，因为是华人。这次因为传说是，莫言有可能，现在也被关心。

凤凰网文化：您个人对莫言的东西是看过，还是说甚至是喜欢？

许子东：莫言东西我我大部分看过，另外我刚刚还写完一篇论文是关于他最新的长篇小说《蛙》的，去年在香港城市大学有一个会议我的发言，发了以后，然后他们认为我很好，然后就录音把它整理了，整理了以后我现在把它改成论文，所以我真的有评论，我也认识他。因为《蛙》是他最新的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一个长篇，也是他比较最新的一个作品，他这个作品简单说他跟以前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一部分写了文革，但另一部分写的是今天的事情。

它跟以前的写文革的区别是，以前写文革的作品都是写文革之前，就是文革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原因是什么。但是莫言这部作品，他就是把文革和今天的社会情况做一个并制，做一个联系，其实等于是写文革的后果，这个是他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这篇作品有一个非常瞩目的地方，就是他写计划生育，计划生育的这一条。现在在西方的人看来，写文革已经太多了，但是写计划生育的也是对中国政治批评的一个角度，所以如果他获奖的话，这个也可能其中的一个原因。

莫言的写法符合诺贝尔的“六个幸运号码”

凤凰网文化：许老师，您觉得其实这是有一点点有意为之吗？就是莫言他了解诺贝尔的一些目光，一些角度，然后他在创作上有一些调整？

许子东：都有的，这样来说吧。诺贝尔奖的评委，懂中文评委叫马悦然，他前两年来我的学校开会的时候，我就当年跟他讲了一下，用开玩笑的口气跟他讲了一下高行健得奖的若干原因，因为有人讲过高行健获奖是中了六合彩，那我就跟他说这个六合彩这六个号码是什么，当然用开玩笑的口气。我说第一个呢一定要写乡土。第二，一定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不能用写实浪漫都不行。第三，一定要写到文革。第四，这个作家一定要意见分，就是跟政府要有一定的距离，像高行健是退党，出国。第五，他要有好的英文或者法文的翻译。第六，他恐怕也要在海外获奖，就是在海外受到评论界的支持。那么这个是他的六个号码。

当然要得奖，除了这六个号码以外还要有一个活动号码，有另外一个幸运号码，那个幸运号码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灵山》，高行健的《灵山》是写大西南。因为中国的作家写乡土一般是写北方的，或者内蒙，或者大西北，但是他是写大西南，马悦然的夫人几十年的共患难的中国夫人是四川人，而且马悦然自己亲自翻译这个《灵山》，都是他夫人在帮助，因此这个是使他增进了对高行健这个小说的感情。所以呢，这个不是高行健求来的，高行健不是为了他而这样写这个作品的。但是的确实际上有这么一个客观的条件。

那如果我们还是按照这六个号码加一个幸运号码的话，那莫言如果获奖的话，他大致都符合，比方说他是写乡土，《红高粱》是写乡土的，他是现代主义手法的，他一直是写意识流的。他写文革，他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一直到《蛙》都在写文革。他有好的翻译，葛浩文一直把他的书非常有力的翻译到英文世界去，有很好的海外的支持者。他在海外也获奖，美国现在有个专门给中国文学的奖，叫新人文学奖，奥克拉荷马大学的，第一届评奖我就是评委，那一届的得奖者就是莫言。另外莫言的《生死疲劳》也获得了香港的红楼梦奖，30万奖金最高的。莫言也是在海外获奖最多的中国作家。

如果说这六条里面有哪一条是比较弱的呢？就是莫言并不像高行健这样反政府，对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他这次的作品又是在很煽情的在批判计划生育政策，一胎政策，也许这个就可以算作一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下，《蛙》的批判计划生育可能是比较从海外评委来看比较符合获奖的条件。但是他还是缺乏我刚才讲的那个特殊号码。那么这个特殊号码的话，我不知道他能不能获奖，假如获奖的话，他也许就包含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可。所以莫言有可能，哪怕今年不行，我觉得以后若干年还是有可能。

莫言这一代作家都面临统战局面文学被边缘化

凤凰网文化：有一个争论也挺有意思，很多人拿出一个什么事，就是说莫言当年他在讲话上签过名讲话，颇有诟病。

许子东：因为莫言，包括像王安忆，包括像贾平凹这些，现在都是主流作家，其实这些年来他们也都在社会的主流当中，他们从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对文学的管理方法就不一样了。他们不再向80年代这样老是批判一些作家，老是用纠正你们的方向。现在的政府的方法是，你们的作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我让你边缘化没人看，但是作家本身呢，我让你进政协，做人大，给你当官，明不明白？所以作家本身又拿到政治经济上的好处，作品写的再尖锐，老百姓也不敢，没关系。所以你这个作品写什么，因为他们发现老百姓其实是不看的，所以你很难怪莫言他们，他们是面临一个统战。你总之怎么办？除非你生活到海外去，否则的话你必须跟政府这样协调。

但是政府管是管在你的社会影响上，比方说这批作家里边写的最不尖锐的陈忠实的《白鹿原》要拍成电影，还要把你什么都磨掉。所以像现在的《兄弟》，像《古炉》，像莫言的《生死疲劳》都是不能拍电影的，要拍成电影都是反动。但是他可以让你出小说，你没人看没关系。其实现在的文学在政治上是被边缘化的，但文学还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社会的批判性，尤其是对中国60年当代史的批判性，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作家没得诺奖主要是语言问题

凤凰网文化：虽然诺贝尔遗漏过一些重要作家，但是他现在是不是还依然是个文学标准，还是说中国作家其实在争取一个国际认可？

许子东：这没有什么，因为如果只按文学标准的话，中国好多作家都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很多得诺贝尔奖的，如果从纯文学标准来讲，中国很多作家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很多作家，或者说中文的很多作家之所以没得奖，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奖必须要看英文跟法文，或者是瑞典文。因此由于翻译的原因，这个奖可能没有了。因为我们现在客观上，实际上最重要的奖，不管是科学、文学其他奖，其实都是最重要的，但这个最重要的奖其实语言上是不公平的。所以语言上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国家，中国这么多好的作家，不要说，就像张爱玲，就像曾经被考虑过的沈从文。或者是像现在，像台湾的白先勇、余光中，这些都是世界一流作家，只是他们的文字没法翻成外文，或者翻成英法文以后就反映不到他这个水准。所以我觉得中国作家得诺贝尔奖不是一个，应该照我说是好几个都可以。完全不存在，那前两年得奖的那些什么诗人，你要说他从纯文学的标准来讲，我也觉得比我们的比方说张爱玲这些作家要好，无论是对世界的关怀还是。所以我不认为中国作家如果期望有一个文学奖就是高不可及，或者说是因为政治原因。他们颁奖委员会可能会考虑政治原因，但是这是他们的事情。

就像我刚才说了，他们考虑高行健可能有政治原因，他们当然希望用此来影响中国文学。但是因为语言的隔阂，他们其实不大懂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