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1997年的汕头大学出版社的《潘懋元高等教育学文集》当中，所有的致谢部分和分工的部分已经消失。似乎成功把抄袭来的文章洗白了

《讲义》《地位》与《高等教育学》

李荷珍在举报信中，检举潘懋元把陈汝惠撰写的《讲义》前言占为己有，并在文集中将集体编写的《讲义》说成是自己的“专著”。

记者找到了一本《潘懋元论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书中确实收录有“《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前言”一文。比对后，记者发现所收录的文章少了原文最后一段文字。

在另一本《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中，记者看见《讲义》被列为“专著”的第一本，署名“潘懋元编”，而“厦大教育学教研组”被归入“出版社”一栏。

对于收录《讲义》前言，潘懋元解释说，“前言是我执笔写的，成稿于1957年7月，按那个年代集体写书的习惯，最后署名‘厦门大学教育学教研组’，但那的确是我的东西。”

他还拿出一份1957年9月出版的厦门大学《学术论坛》杂志，指着上面一篇署名潘懋元的文章《高等专业教育问题在教育学上的重要地位》给记者看，说那是他当时与《讲义》前言同时写的，“文风、内容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同一期杂志中还有陈汝惠的一篇文章。

对于《讲义》前言的作者问题，近年来多有争议，直到2009年8月，几位学者经过考证，通过大量原始材料和当事人回忆，还写了一篇16000字的长文《从文本看〈讲义〉前言的作者是陈汝惠》（见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至于剽窃集体的成果，潘懋元断然否认。他表示，“文集是别人编的”，删除文字、把《讲义》列为“专著”，他自己并不知情。“我在《潘懋元教育口述史》中说得很清楚，（《讲义》）除我之外，陈汝惠、张曼茵两位教师也是主要执笔者。”他把《讲义》列为个人专著的不规范做法归责于出版社。

在李荷珍看来，潘懋元之所以“要抢这个头功（指《讲义》前言的撰写），是因为这篇文章分量比较重，关系到他‘高等教育学创始人和奠基者’的头衔”。

在《潘懋元教育口述史》中，潘对《讲义》前言有过论述。他说，“这本书（指《讲义》）最重要的是前言部分，最大的创新也在前言部分，特别是对高等学校教育学的定义和高等教育的特点的论述……这是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正式提出要建立一门‘高等专业教育学’或‘高等学校教育学’，明确地界定了一些基本概念，如高等教育的定义、高等教育的特点和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等。”

潘懋元向记者谈到了高等教育学的奠基之作，“并不是《讲义》，而是1984年我的那本《高等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他指着《讲义》对记者说，“这本东西并没有正式出版，不算数。”

据潘介绍，《讲义》1957年完稿后，只油印了几百本，主要供厦大校内使用，仅有少量作为交流材料，寄给其他院校。

而包括潘懋元、张曼茵、杨菊卿在内的几位《讲义》编写参与者均表示，当时《讲义》的编写参考了前苏联的高等教育学教程，相当一部分内容、以及章节的安排均以其为蓝本。

李荷珍的家人和一些学者发现，从2009年7月起，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官方网站和一些教育学网站上，对潘懋元学术成果的介绍中，《地位》的发表日期却是“1956年”，与潘此前所说的发表时间提前了一年。他们据此认为是有人刻意篡改发表时间，企图掩饰《地位》一文抄袭《讲义》“前言”的事实。

采访中，记者就此向潘懋元做了求证。潘懋元说，文章是发表在1957年的，至于网上改成1956年，他并不知情。和潘懋元一起接受采访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书记解释说:“网上的东西怎么能算数？”

原文见《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9月21日期66－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