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是1997年汕头大学出版社《潘懋元高等教育学文集》。原讲义前言成为潘懋元署名的论文。

20年后的80年代，讲义如今是这样

几方说法

9月7日，记者在厦门当面向潘懋元了解了《讲义》的编写情况。虽然已年过90，潘懋元仍精力充沛，思维清晰。

他告诉记者，最初编写《讲义》的想法是他“1956年，在一次教研组会议上提出的，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他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当时他除了在教育学教研组工作外，同时还兼任学校教学研究科科长，工作中“深深地感到大学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不同”。但当时的教育学只有普通教育学，主要以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不是针对高等学校的，“于是，萌发了写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的想法”。

潘懋元说，“我首先根据自己对高等学校教育的一些认识，写出了全书的整体构思和提纲，然后组织教研组和教研科的教师干部一起讨论，分工撰写。”

当时教研组只有3个人，为了加快进度，潘懋元说，他还把教研科的人拉进来，参与讨论，收集资料。不过，执笔的还是教研组的3人，“我写了其中的4章，第一、二章基本原理、定义、概念，全书定调主要是这两章；还有第七、八章教学内容、方法，大学与中小学教育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部分。”

对于潘懋元的说法，李荷珍认为“完全是颠倒黑白”。她说，编写《讲义》时，陈汝惠是教研组主任，而潘懋元是教研组成员，潘虽兼任教研科科长，但《讲义》前言写的很明白，“由教研组编写，教研科协助”，“潘怎么可能主持编写呢？”

李荷珍还提到了陈汝惠生前与同事林其泉的一次谈话。林其泉是厦大历史系教授，上世纪60年代，曾担任当时厦大校长王亚南的学术秘书。

在厦大，林其泉告诉本刊，对《讲义》主编的争议，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当时出于好奇，我曾当面问过陈先生，他回答说，《讲义》不是我一个人写的，但是我组织和主持编写起来的，这一点谁敢否定，我可以与他辩论！”

当时，林其泉还专门就此事给厦大校刊，写过一篇文章《陈汝惠与我国第一部<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发表。直到2008年8月，《炎黄纵横》杂志才刊登了这篇文章，林其泉至今保存着这篇20多年前写的并经陈汝惠亲笔修改的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