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也有一个过程，潘懋元也曾经在1957年8月《学术论坛》第三期文章《重要地位》中，末尾用了致谢。

在厦大，记者还找到了两位当年参与《讲义》编写的当事人张曼茵和杨菊卿。

年过80的杨菊卿当年在教研科工作。她回忆说，她曾帮助收集过编写《讲义》的资料，但是至于谁主持编写的自己并不清楚，“教研科是行政职能部门，不参与具体的编写过程，只是有时过去讨论讨论，提提意见”。

与杨菊卿相比，作为三位执笔人之一的张曼茵，无疑对《讲义》的编写过程更加了解。82岁的她告诉本刊，“当时，大家分头编写。每次讨论时，谁编的章节，谁就把情况讲一讲，其他人再提意见。参加讨论的人比较多，有十几个，发言也很热烈。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经过集体讨论，最后定稿的。”

记者问当时主持会议的人是谁，张曼茵说“应该是陈先生，因为他是教研组主任”。但编《讲义》最初是谁提出来的，整体构思和章节分工是谁拿的，张曼茵说，她“都记不清了，时间太长了”。

记者又问，“最后是否有人统稿，你编写的两章交给了谁？”她回答说，“陈先生和潘先生都是我的老师。哪位老师最后帮我改的，我也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