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写作将我变成一个正常人

以色列当红作家埃特加·凯雷特在上海东湖路上兴奋地蹦了起来。王寅图

坐落于波兰华沙的“凯雷特之屋”虽然极窄，但屋内陈设却一应俱全。

早报记者石剑峰

没有多少中国读者知道以色列当红作家埃特加·凯雷特（Etgar Keret），但很多人却在照片上看到过这张脸。去年，一张名为“世界上最窄的房子”的照片在网络上走红，这栋房子建在波兰华沙两栋楼房中间的夹缝里，屋中陈设一应俱全，而照片中在里面睡觉、工作的男人就是凯雷特。现年46岁的他是房子的第一位住户，房子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凯雷特之屋”。上周，凯雷特来到了上海，在民生美术馆举行了一场与上海读者的见面会，并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

“最窄房子”灵感来自小说

与凯雷特的采访自然首先从“世界上最窄的房子”开始，“多年前，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对我说：‘你好啊，我在华沙街头看到两栋房子间的一块小空地，那块小地方对我说，应该在这里建栋房子。’我想这肯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几周后，凯雷特又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端的人要求跟他见面并一起喝咖啡，“我对他的这一计划很感兴趣。对方觉得，我的小说很小，但什么都有，而这栋房子也应该一样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然后他们就真的去造了。”

“凯雷特之屋”最宽处为152厘米，最窄处仅有92厘米，但设施却一应俱全，一个单身汉在里面生活完全没有问题。这是一栋正常的房子，这句话同样可以用于凯雷特大多数的短篇小说：篇幅很小，人物关系简单，却有完整的故事结构。他的短篇小说很像是酒吧里说的那种单口相声，就像伍迪·艾伦早年在酒吧里说的那种。这些故事是反文学的，它们都发生在当下的以色列，有些色情和暴力，同时也回到了讲故事的传统，既是民间寓言又有果戈理和卡夫卡的荒诞。“设计师的出发点就是建造一间和我小说相像的房子。”

房子建好后，无印良品对其非常感兴趣，因此里面摆的家具陈设等都是无印良品的东西。凯雷特则像个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被全世界媒体拍摄。但其实，他没有长住在那里。“我还是希望能大一点就好了，不过有时候也觉得小一点也不错，尤其是当要拖地板的时候。”

“世界上最窄的房子”借着凯雷特的名气进行营销，这也可见这位作家的受欢迎程度。有一段时间，在以色列连锁书店，很多他的书被偷走。

凯雷特本人跟他的小说一样有趣，小个子，一头乱发，爱发Facebook。到上海前，凯雷特在东京参加文学节，他在Facebook上发酒店的马桶照，“哇！东京宾馆的马桶座上有那么多按钮。我觉得你需要一张特别执照才能用它。”不过他发Facebook的热情在来上海时被浇灭了。

在凯雷特的小说里也有很多奇思妙想。“我太太对于我写的离谱故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她问过我，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已婚男人出轨的故事？我反问她：你是情愿我写一些忠诚的丈夫但是自己出轨吗？我觉得这里面关系到小说的本质。”

凯雷特吃素，有着大门牙，动作利索，他自嘲像兔子，“我儿子说每个人都是动物，他还说我是兔子。”尽管他的小说里有那么多动物，他自己却对猫过敏，“我们家有两只猫，但是我从来不让它们进门。我儿子很生气，因为他是想让猫进门的。”

凯雷特现在在大学教写作，每当有同学问他怎么做个作家时，他会说：“起床晚！”“有一天，有个教授要求开除我，因为我老迟到。他们开了会讨论，然后问我，什么理由迟到？你在外面还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写小说。教授说，这样吧，你把小说给文学系教授看看，如果他们觉得写得好，就可以看作是不开除你的理由，我就这样留下来了。一年后，文学系教授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还在写。我说，我不需要写了，因为我待得挺好了。其实那个老师已经离开学校去做出版社文学编辑了，他想出版我的东西。”

写作是因为朋友之死

现在的凯雷特，用他自己的话说，已经属于正常人了。在年轻时，他继承了家族的“奇葩”基因。“我来自一个糟糕的士兵之家，我们家里人都有一个问题：不太遵守命令。我哥哥是以色列军队里唯一被审判并坐牢的人；我当兵的时候，指挥官宗教信仰非常虔诚，他认为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有原因存在，但他偏偏不明白上帝为何要创造我。”

是写作，把凯雷特变成了一个正常人，拯救了他的人生。而他开始写作是因为朋友的自杀。他和朋友在同一个部队服役，有一天朋友对自己开了一枪。“我在他死后一个星期写了一篇小说。我当时发现大家都很害怕自杀，因为周围有人自杀的时候，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不去自杀。于是你就会为自杀者编造理由：发疯了、被女朋友甩了、性格软弱等等。”在这篇名为《管道》的小说里，他写了一个不愿在这个世界上待的人，最后想办法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写自杀，并不是因为我有自杀倾向，而是因为写自杀能使我反思活着这个选项。我们的出生不是自己选的，人生好比在餐厅里吃饭，如果食物糟糕，你可以起身走人。在描写自杀的时候，我尤其感受到我们的人生是一个选项。既然选择了活着，我们就应该负起责任、尊重生活。”

这样一篇小说其实也应和了当时以色列社会的气氛。“年轻人在战场上战斗，有的杀过人，有的好朋友给人杀了。我们做过许多疯狂的事，体验了太多的情绪。我们之所以这样胡来，是因为想尽力赶走恐惧。”退伍后，他认识了女孩，谈起了恋爱，变回了正常人。“我觉得是写作拯救了我的人生。人生不是有了宜家和无印良品的产品就可以了，人生的意义在于有所作为，这也是我们的人生责任。我的小说虽然写到了许多疯狂事，但也可以说，它们展示的是我们可能过的人生、可以一试的人生。”

这就是凯雷特小说的特质，有趣、疯狂、超现实，有着一些卡夫卡的影子。凯雷特说，他深受卡夫卡的影响。“我在军营的图书馆读到了卡夫卡小说，当时给我很大宽慰。对我来说，宽慰的地方在于历史上有一个比我活得还要操蛋的神经病。”

犹太人对体制的态度是质疑和挑衅

他不写像阿摩斯·奥兹、大卫·格罗斯曼这些世界级以色列作家那样的宏大题材作品，“我们是两代作家，我们的社会已经不同了，我写人的困惑，人的脆弱。”事实上，凯雷特的作品尽管有时候被认为有些玩世不恭，但他的作品中涉及的依然是以色列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

比如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有人说癌症是上帝的恐怖袭击，上帝就是想吓唬我们。在很多意外中，有人死去，有人却活了下来。谁死谁活是完全随机的。决定你幸存还是死去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原因。”

比如宗教，“我姐姐信教，她有11个孩子、12个孙辈，而她只有50岁。我儿子今年8岁，学校老师问他你们家信不信教？他回答说：‘这个说来复杂，我姑姑相信上帝，我妈妈不信，我和爸爸还在犹豫。’我自认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一方面不相信我们是完全物质的，但要是有人跑来跟我说他知道上帝长什么样，我也是怀疑的。我相信有的事物是我们不理解的，这就是我的信仰。如果有人要对我解释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他这就是自相矛盾了。”

比如犹太性，凯雷特说在他自己身上“犹太人多过以色列人”，“犹太人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一直没有自己的土地。在我看来，犹太人身份有一些很独特、很有趣的地方：身为犹太人，你总是具有两个身份。如果你是‘美国犹太人’，那么你就既是美国人，又是犹太人，比如伍迪·艾伦。有了两个身份，你就总是可以从外部审视自己。他们一会儿在里面，一会儿又在外面。我们对于体制的态度是质疑、挑衅的，这是典型的犹太式态度。犹太人的身份在我的天性中占了很大比重。我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

比如身份认同，“我认为犹太人身份中总是有那么一个‘别人’的观念，犹太人总是‘别人’。犹太人在历史上流浪了两千年，始终是不掌权的少数民族，他们很看重自己的个性、对生活的独特看法。我本人就是这样。”

触碰社会禁忌被抗议

凯雷特的作品也时常遇到麻烦。他的小说进入以色列中学课堂，有教师上街游行抗议，还有老师说就算被解雇也不教他的作品。那两篇小说其实都是关于大屠杀的严肃题材，但被那些教师认为不够尊重，“我倒觉得它们是对大屠杀记忆的尊重。以色列社会有许多禁忌，有的关于大屠杀，有的关于战死的士兵，还有关于拉宾的死。这些话题我都写过，我之所以写它们是因为我的身份：我的朋友当兵时死了，我的父母是大屠杀幸存者，我为拉宾投过票。但同时，我也一直想为自己召回这些记忆，想重新亲近它们，而一般人却希望你用仪式来处理这些记忆。”

凯雷特经常会提到那位自杀朋友的葬礼，军队为他举行了葬礼，士兵往空中放枪，他们还找了一个上校来致辞，上校说，“他是个勇敢的人，受到所有人的爱戴。”“但实际上我朋友是个懦夫，军队里人人讨厌他。可是一旦他死了，别人好像就只能用特定的方式怀念他，好像他就不是一个凡人了。我偏偏不愿这样，我就是要说‘他是个懦夫’。虽然有人听了不高兴。”

还有父母的大屠杀经历。凯雷特母亲的父母和兄弟都死于屠杀，他母亲亲眼见到了他外祖母的死，凯雷特曾问母亲，“生活对你这么残酷，你为什么还能这么乐观呢？她回答说：‘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性的世界里，别人都想杀我。后来大战结束，生活就好一点了。所以在潜意识里，我觉得生活是向上的，一切都在变好。’”

还有他父亲当时生活在华沙的犹太隔离区，“他自己能够在大战中幸存，就是因为他懒。当年他和一群人从犹太隔离区逃跑，天气很冷，领头的说，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只能休息十分钟时间。五分钟后，我父亲睡着了。十分钟后大家叫醒他说，我们得走了，德国人已经逼近了。他说你们走吧，我太困了。其他人实在说服不了他，只好撇下他走了。他一连睡了十个钟头。后来德国人截住了那些人，把他们全杀了，只有我父亲一个幸存。所以他常常说：你的命运就是你的性格。”他父亲说自己总想告诉别人：“我们虽然住在隔离区，但我们也是人，也有欢笑和生活。那虽然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日子，但我也是在那时候第一次吻一个女孩、第一次抽烟。我们是活生生的人。”

其实，凯雷特写的是大屠杀记忆，而不是写大屠杀本身，“我的作品之所以引起争议，我觉得是因为有人想要一种清晰的、象征性的记忆，而不是复杂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