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称与张爱玲完全不同：我的上海比她的更脏臭

严歌苓

有人说过，女人是作家没有什么，但如果是作家还生得美就有什么了。她们的情感经历会特别丰富，生活经历会特别传奇，有时大众对这些东西的兴趣甚至会超过她们的作品。这样的女作家，上世纪30年代有张爱玲、苏青等代表人物，在当代，严歌苓当数其中典型。

作为一个生在上海、到西藏当过兵、给河南人李准当过儿媳妇的女作家，严歌苓却总让人感觉她不是一名大陆作家。在更多时候，严歌苓自己也说，她常常会有身份的焦虑，感觉自己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个“寄居者”。

在美国看比赛她总会为中国队加油，在中国生活时她又出现种种不适应，就像她的小说《少女小渔》《扶桑》《寄居者》里那些卑微寄居的人物一样。她沉思了一会说：“寄居的生活是残酷的，会把人性中平时很少展露的一面逼出来。在寄居环境中，人们为了生存会出卖自己的同胞，会做奸细，会做许多平时不会做的事情。”也许因为总是有这种寄居的感受，严歌苓笔下才有了寄居在美国的小渔，寄居在中国的日本人——小姨多鹤……

敏感，再加上非常勤奋，严歌苓已经具备当一个作家的基本条件。但不知道是上天特别眷顾她还是对她特别残忍，要额外给她许多传奇的经历。

15岁，在部队当兵，学习舞蹈的严歌苓，爱上了30岁的一位军官，可那位军官却出卖了她，于是她成了一个诱惑者，被众人批斗，让她年纪轻轻就体验了生命的绝望，让她的神情中总有股冷冽的气质。

接下来，和作家李准的儿子李克威的婚姻，本来给了她一些慰藉，但失眠又开始不断来找她。有20年的时间，她都无法摆脱失眠的困扰，最长的有30天晚上都无法入睡。1989年，她和李克威分别出国，“美国的安眠药特别好，我常常想，自己还是蛮幸运的，能吃到效果好的药，现在完全好了。”但是，和丈夫分别在两个国家，两个人的距离日益拉开，不久，就离异了。

“只能怪我们那时都太年轻，还没有落定。我和李克威结婚太早。但这些经历使我的作品更加平实，让我活得更加真实。所以有人拿我跟张爱玲比，我就说跟她完全不同，我的上海比她的上海要更脏更臭。不过，我宁愿要一段圆满的婚姻，也不愿要平实的作品。”说到两段失败的感情经历，严歌苓居然十分达观，并笑称这是因为自己“总能往好的地方想”。